浙江宣传丨癸亥年的那场《四库》补抄

　　民国初年的一天，隐匿于湖光山色间的杭州文澜阁迎来了一位身着青布长衫的青年。青年穿过阁楼，来到与之一墙之隔的“红楼”内，目之所及皆是陈列得整整齐齐的古籍，汗牛充栋、蔚为壮观。

　　他心下大为震撼、欢喜，赶忙取出几本古籍，左翻翻、右翻翻，随即对陪同的人说：“今日就为此屋而来。此屋原是清末为招待德国皇太子来华居住而建，算公家之所，现被私自挪用放置古籍，教育司希望晓得这房子的用途，还请先生写份报告，我带回去。”

　　这位青年便是张宗祥，这一屋子古书，就是大名鼎鼎的文澜阁《四库全书》。不久，这幢“红楼”就被定为浙江图书馆馆屋，专门用以收藏这套国宝书籍。

　　事情虽办成了，张宗祥却多了件心事。他脑海中时常浮现那一屋子古书：“如此博大精深的典籍却非完璧！惜哉惜哉！”

　　1923年，也就是癸亥年，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张宗祥，组织发起了一场浩浩荡荡的文澜阁《四库全书》补录行动，史称“癸亥补抄”。我们通过这场补抄，来感受其背后的文化情怀。

　　翻开癸亥补抄本，张宗祥的亲笔题签苍劲有力，仿佛将我们拉回到那段“一卷补遗书目在，几回展阅几魂销”的辛勤岁月。先生挑灯夜战、凝神抄校的画面跃然纸上，他最爱的那支毛笔在时间的沉淀下越发黑黄，散着墨香，氤氲着他与《四库全书》的奇妙缘分。

　　“癸亥补抄”之初，张宗祥面临的最大难题是经费筹措问题。粗略估算下来，总经费所需大约为3万元，而那时候，省教育厅哪有那么多的闲置资金啊！于是张宗祥发愿，通过募捐的方式来筹措这笔费用。

　　一个周六，他独自星夜从家乡海宁赶往上海，坐在绿皮火车的一处靠窗位置。冬日里，车窗外沿途积了薄薄的白雪，闪着寒冷的银光。张宗祥冻得瑟瑟发抖，终于在一家名为“三泰”的小旅馆落脚。据说，那是海宁人到上海必住的一个旅馆。

　　次日清晨，他匆匆赶往定居上海的一个浙江朋友周湘舲家中拜访。“文澜阁本必须抄补，使成全书……”不等周湘舲说话，他一口气说下去，“我的募款方法：非本省人就是富可敌国也不募；本省九府属每府皆能有人捐助最好；每一股以500元为定额，如若财力不足可以几人拼成一股，不成股的不募。”

　　就这样马不停蹄地在沪杭各地奔走募资，张宗祥的至诚感动了大批浙江名士，他们纷纷解囊，其间，时任浙江省督办的卢永祥鼎力支持这项好事，个人捐助4000元；省长张载阳虽对张宗祥说，“我可没有多少钱捐助你的事业”，但仍旧以个人名义捐了500元。

　　募资成功后，“癸亥补抄”便正式启动。张宗祥召集了200余名浙江写官一起补抄。

　　冬去春来春又去，写官们或埋首故纸堆中，夜以继日、运笔如飞；或辗转北上京师借文津阁四库本钞阙补漏、详校。在此过程中，张宗祥一直呕心沥血、亲力亲为，不仅为每本书的封面题签，更是亲自参与校勘，将满腔文心寄予纸笔。

　　曾有人担心若张宗祥升迁，补抄一事会半途而废，张宗祥正色道：“除非失去性命，否则一定会管到底！”

　　二

　　有人评价，当今的文澜阁本是“一部补抄‘过头’了的《四库全书》”。全书多达 36917册，不仅是南北七部藏书中最完整的一部，甚至比原四库本更为系统、精良，成为今天“四库学”研究的重要资源。

　　但很多人或许不知道，文澜阁本自太平天国起义后，在战火的硝烟中几经沧桑颠沛。

　　孤山脚下，不时有风将地上散落的书页吹到空中，飘远……昔日珍藏沦为“敝履”，浙江有识之士皆愕而愤然，从而形成了补抄抢救文化遗存的历史群像。前有“八千卷藏书楼”传人丁申、丁丙兄弟散尽家财救书护书，后有钱恂启动“乙卯补抄”，但都未能还原全貌。

　　而“癸亥补抄”计补缺书217种、4497卷、2046册，并将丁氏补抄本择要重校213种、5660卷，使浙江自此有了完备的《四库全书》。

　　这场补抄，在时代的夹缝中玉汝于成，告慰着先人。那时的中国，动荡不安、内忧外患。三年的时光，就像从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中偷来的，工程告竣后没几年，中国便又是战火连天、民生凋敝。试想一下，如若张宗祥没有抓此先机，烽火连天中，文澜阁四库本很可能如北京圆明园文源阁本、扬州大观堂文汇阁本、镇江口金山寺文宗阁本一般，再次毁于战乱，或留有终非完璧的遗憾。

　　这场补抄，如一次振聋发聩的文化苦旅，启示着后人。后来，抗日战争爆发，为保护文澜阁本不被日军侵占，以陈训慈和竺可桢为代表的藏书家们再次冒着生命危险对库书进行了大规模转移。140箱阁书曾先后避难富阳、建德、龙泉，后辗转5省，行程2500公里。

　　一路上有多曲折与磨难？在江山峡口，十余箱阁书不慎落水，经打捞翻晒，幸无大碍；至贵阳时，亦遭遇日寇军机轰炸，被迫将阁书迁往城外山上的地母洞中；回杭路上，还曾路遇土匪，开枪驱散……

　　这场补抄，更是史无前例的文化接力，凝结了浙江人共同的文化情怀。抗战胜利后，在文澜阁本回迁之际，有人提出让阁书放置于南京。张宗祥挺身而出，严厉拒斥：“你们要问浙江父老！”由此，文澜阁《四库全书》才得以回到杭州，与湖山共存。

　　时至今日，阁书绵延于韶光之中，闪耀着当年“非浙籍者不募”的文人傲骨，更奏响了浙江文人备尝艰辛、薪火相继的文化弦歌。

　　三

　　历尽磨难，却涅槃重生。文澜阁《四库全书》走下了庙堂，走近了草根，更具“全书”成色。

　　内容更全面。原《四库全书》有些存在缺漏，而补抄本因寻到了当年的足本底本，经多次抄校后，内容较原著录更为精准，比如《尚书要义》二十卷，提要言缺卷七、卷八、卷九，而丁抄本首尾齐全。

　　面目更真实。乾隆年间，库书曾被四库馆臣删削，那些所谓的“违碍”字眼，也逃不过被技术处理的命运；而现有的文澜阁本所据原本未经删改，故而恢复了原书的本来面貌。

　　装帧更亲民。诚如浙江图书馆研究馆员袁逸所总结的：“今天的文澜阁《四库全书》与国内现存的其他几部《四库全书》相比，虽缺少了乾隆原装的名分和贵族气，却也因其历代补配的‘组装’特色而别有所长。作为浙江图书馆的镇馆之宝，百年来，它也是最亲近平民读者的一部。”

　　新中国成立后，阁书永久地安家浙江图书馆，迎来了期待已久的岁月静好，但这场漫长的文化接力并未就此画上句点。先辈们以命护文的情怀，至今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修缮、保护的使命还在不断接续。

　　“文情难鉴，谁曰易分。”可以想见，百年来，文人们守护的，从来不仅是一摞摞有型的、可触摸的古书，而是记录历史的“活影像”，是浙江人缱绻的文化自信，中华民族雄浑的文化根脉、民族之魂。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如今，影印版库书也已面世，方便更多人一起研读经典、追溯历史，更好发扬其内在的文化传播之力。

　　拂尽岁月的尘封，透过这9亿字的不朽之作，我们不仅读出了艰难的时代风雨、宏大的文化意义、拳拳的爱国主义，还有今日的我们每个人所肩负的文化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