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宣传 | 童第周的那盏“灯”

　　1920年9月，宁波效实中学录取了一名颇为“另类”的考生。

　　18岁的他，是学校有史以来第一个没有上过初中和高中，直接考取高三插班生的学生。不仅如此，他还考了个“倒数第一”，除了国文，所有科目都不及格。

　　那时，人人都以为他迟早会被退学，但他本人丝毫没泄气。每晚熄灯后，他就蹲在寝室外的路灯下学习。老师看到了，喊他回去休息，转眼却在另一盏路灯下看到了这个熟悉的身影。慢慢地，他的成绩赶上来了，毕业前成了全班第一。

　　这个故事，被选入了小学语文课文《一定要争气》。更多人因此知晓，路灯下的主人公叫童第周，也感动于他由此逆袭为“中国克隆之父”、走上世界学术舞台的攀峰之路。

　　而今回望童第周先生的一生，总有那么一盏“灯”时刻高挂、明亮如昼。

　　一

　　宁波有个“童村”，童氏虽称不上名门望族，但有一条族规被看重，“田家有子皆习书，士儒无人不织麻”。1902年5月，童第周出生在这里，他的名字中蕴含家族的期待：“希望他既好学，又平安，样样都周全。”

　　童第周的确做到了家人期望的那般好学，路灯下的故事便是例证。那盏路灯，不仅照亮了童第周手中的书本，更照亮了他一生勤奋治学、奋发向上的心。

　　从效实中学毕业后，童第周考入复旦大学。其间，他认识了带他深入生物科学领域的“伯乐”——我国著名生物学家蔡堡教授。

　　两人之间发生过一段有趣的交谈。童第周问蔡教授：“大自然中，各类生物是怎样繁衍的呢？比如人是怎样演变的？蝙蝠又是怎样繁衍的？”蔡教授回答：“人是小孩长大的，蝙蝠是小蝙蝠成长起来的。”这个答案并没有让提问的人满意。在追问之下，蔡教授又回答，不管是小孩还是蝙蝠，都是由胚胎发育而来的，如果要探索生物遗传的奥秘，就要学习和钻研胚胎学。

　　这是童第周第一次听到“胚胎学”这个名词。据说也正是这次交谈，让他找到了毕生追求的方向。为了挺进科学深处，1930年8月，童第周带着四处筹来的微薄的盘缠，登上开往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客船。布鲁塞尔就是当时人们眼中的“科学圣地”。

　　初到布鲁塞尔，外国留学生时常嘲笑这个来自东方的青年。童第周听到后都当面斥责：“中国人绝对不笨，我一定要证明给你们看！”

　　很快，机会就来了。童第周所在的实验室在做“青蛙卵剥膜”的实验，可操作难度极大。那天，教授和外国同学的剥离手术都失败了，只有童第周巧妙地完成了实验。教授见状为童第周竖起大拇指。

　　效实中学校史馆展出的一份老报纸上，刊印着一篇短文，里面写道：

　　“有两件事使我最兴奋：一件是我在上中学时第一次得到100分。那件事使人知道，我并不比别人笨。别人能办到的事，我经过努力也能办到。另一件事，就是我在比利时第一次单独完成青蛙卵膜剥除术。那件事使我相信，中国人不比外国人笨。外国人认为很难办到的事，我们照样能办到。”

　　二

　　在海外学成后，童第周的心头亮起另一盏“灯”，那是一种无比强烈的信念：“我要用自己的知识为苦难的中国服务。”

　　在布鲁塞尔，童第周做了很多高难度的实验，写出了许多优秀的论文，顺利获得了博士学位。而此刻的他再次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一边，是布鲁塞尔比京大学“特别博士”学位和优越的生活科研条件；另一边，是烽火连天、经济衰败、民生多艰的故乡。

　　灯火摇曳间，他望见了一个伤痕累累的祖国，便愈发坚定了“我的祖国需要我”的念头。

　　1934年，童第周回到祖国，先后在多所学校任教，并用他的毕生所学，为我国实验胚胎学、海洋科学、生物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然而，彼时回国就意味着，要坚持科研和教学，就不得不克服极为艰苦的条件。1941年，同济大学为避战火迁到了四川宜宾的李庄，童第周夫妇随校漂泊。两人为了从二手摊上买下一台德式双筒显微镜，变卖家当、四处举债，才凑够6万元“巨款”。这笔钱，他们还了整整11年。

　　英国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曾到李庄探访童第周的实验室，惊讶于那些国际期刊上的研究论文，竟出产自一个没有电、四面透风的破庙，唯一称得上现代实验器材的，只有那台二手双筒显微镜。

　　风雨飘摇中，童第周仿佛还是那个固执地在路灯下看书的孩子。

　　1973年的一天，几尾小鱼让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细胞研究室的人们激动不已。这几条小鱼长着金鱼的身子、鲫鱼的尾巴，它们是童第周用克隆技术创造的新鱼种，比多莉羊还要早20多年。人们用“童鱼”来称呼这些小鱼，纪念他开创了中国克隆技术之先河。

　　三

　　“思想要奔放，工作要严密”。这是1979年童第周先生在临终前通过记者转达给世人的一句话，也是贯穿他一生的治学之道。而这，又是他人生中的另一盏“灯”。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中国科学的春天终于来了。大会前夕，童第周写下一首小诗，记录了他对“春天”的爱意：“周兮周兮，年逾古稀，残躯幸存，脑力尚济，能作科研，能挥文笔……愿效老牛，为国捐躯。”

　　为了让我国的生物科学事业得到长足发展，晚年的童第周制定了一项生物人才培养计划，还希望在中国建一个世界一流的发育生物学研究中心。

　　此时已70多岁的他，仍不知疲倦地奔波于全国各地。由于核移植实验的连续性很强，一旦开始就不能停下，连年轻人都难免撑不住，童第周却依旧坚持每天八九个小时的实验。

　　1979年，浙江省科学大会邀请童第周上台演讲，他侃侃而谈，聊生物技术如何改善人类生活，聊外国没有的技术我们要有，聊解放思想的科学浪漫主义……讲到一半，他突然晕倒在座位上。但仅仅休息了10分钟，他又重新回到了讲台。

　　这10分钟里，没有一个观众离开。因为童第周话语间传递的先进理念、振奋精神，已然成为了在座观众心中的另一盏“灯”。

　　这盏“灯”，每个时代都需要。比如，甘当“拓荒者”，刚回国的童第周，在生活和科研都“一穷二白”之时，仍忘情地投入事业；再比如，愿为“引路人”，他一生育人无数，桃李遍布世界各地，还为祖国招揽了许多优秀的海外人才。

　　山高水长，我们怀念的，正是我们不能忘却的。今年是童第周诞辰121周年，希望这盏“灯”，能继续点亮一盏又一盏其他的“灯”，鼓舞一代又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