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宣传 | “为善者”丁丙

　　杭州上城区菜市桥桥头，有一对坐着的铜像，名为“丁氏兄弟”。铜像旁的铭牌上刻着“乱世救书 功德常存”八字。

　　丁氏兄弟是谁？在清末的杭州城，丁申、丁丙兄弟名声赫赫。他们的名声，并不是因为财或官，而是为善。其中，作为弟弟的丁丙，除了与哥哥丁申组织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抢救补抄外，还实际主持“杭州善举联合体”30余年，修桥铺路、救难济困......

　　1899年4月，在人生的终点，丁丙留下了“分应独善心兼善，家守清贫书不贫”的遗言。一个“善”字，贯穿了他的一生。

　　“丁氏兄弟”铜像 图源：“杭州慈善”微信公众号

　　一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丁丙无疑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父亲是位成功的商人，且爱书如命，喜欢藏书。丁丙继承了父亲爱书的嗜好，青少年时就爱上了读书，手不释卷。或许正是这样的家风，促使丁丙背负起了“乱世救书”的使命。

　　1861年，杭州遭遇战乱。丁丙和家人暂避在留下镇。一日，丁丙发现，市面上买卖食物的包装纸用的竟然是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残页。这时他反应过来，《四库全书》正在遭遇一场灾难。

　　面对珍贵典籍的流失，丁氏兄弟决定行动起来。他们“集胆壮数人”乘夜入城，四处搜寻散落的《四库全书》，并想办法运到上海保存。无奈形势不由人，丁氏兄弟最后只抢救回8000多册，约占全部文澜阁本的四分之一。

　　战乱结束后，他们将书运回杭州，贮于位于孔庙里的杭州府学尊经阁。

　　1881年，丁丙主持完成文澜阁重修。此时，已年过50岁的他再次想起了残缺不全的文澜阁《四库全书》。于是第二年，丁氏兄弟就开启了补抄《四库全书》之路。从自家的藏书开始，再到从宣城、长沙、瑞安、广州等地的藏书楼不断借书抄书，他们花了整整7年时间。最多时，召集来的抄写者就多达百余人。

　　据统计，7年时间，他们共抄补缺失书籍2174种，补足缺卷书籍891种。丁氏补抄后，“劫后重生”的阁书共达34769册，大体恢复了文澜阁《四库全书》的规模。

　　源于丁氏兄弟的护书、补书行动，让中华文明的传世珍本得以保护、传承下来。他们的善举也带动了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后面两次补抄，让其得以“涅槃重生”，其极高的版本价值和历史文献价值得以被“守护”。

　　清 沈锴《松存老人著书图卷》中的丁丙画像

　　二

　　1860年，战乱之下的杭州城哀鸿遍野：饥饿的难民苦苦哀求，重病的难民奄奄一息，无家可归的孩童无助痛哭，到处可见腐烂的尸骨。

　　满目疮痍让丁丙忧心忡忡。于是他立时组织开设粥场赈济难民，聘请医生给难民治病，收留难童……急民之所需，救人于水火。

　　据统计，战乱使杭州府人口锐减约300万，“断瓦颓垣，蒿蓬没路。湖山佳胜，遍地腥膻”的杭州急需重建。面对无底洞一样的财政窟窿与望不到头的重建重任，深埋在心底的善心与责任心让丁丙没法袖手旁观。此时，他在左宗棠的委任下开始重建、善治杭州。

　　从带领丁氏家族自发济世到联合一众士绅不遗余力地创办普济堂、育婴堂、施医局等各类善堂善会，而后形成的下辖27个机构的“杭州善举联合体”逐渐承担了接种牛痘、疏浚西湖、维持治安等职责，丁丙的努力几乎涵盖了当时所有的民政事务，为杭城的重建作出大贡献。

　　此外，在此后的几十年间，丁丙还主持重修了断桥、湖心亭，筹集经费疏浚西湖，修复了钱王祠、白公苏公祠、岳飞祠、于谦祠等名胜古迹，让西湖最大程度上恢复了往日风光。

　　正如“浙江宣传”在《拱宸桥何以“通”世界》里说的，战火之后，拱宸桥桥体受损严重，濒临倒塌，丁丙慷慨捐资、重建此桥，才有了留存至今的拱宸桥。

　　乱世之中，要做一个尽善尽美的“为善者”，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比如经费不足问题。“杭州善举联合体”一年总支出早期为3万余千文，最多时达10万千文，但当时商人逐利、政府无为，以政府拨款和行会业捐为主要资金来源的“杭州善举联合体”面临着严峻的资金紧缺难题。

　　担任“杭州善举联合体”总董15年间，丁丙不仅不拿工资，还无偿垫补了大量资金。身心投入巨大、昼夜奔忙不息的他终于“力竭气馁，无从振作”，向官府写下长达两千言的辞呈。但因无人愿意接手这“烫手山芋”，致使此后轮值者变更数次，背后主持者仍是他本人。

　　于是他又继续为善举奔忙，这一忙又是16年。据记载，丁丙从事杭州善举事业所付出的资金，有文献记载可查者就超过10万千文。

　　丁丙编《乐善录》 图源：“杭州文史”微信公众号

　　三

　　社会动乱之际，有“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将领大臣，也有心怀慈悲之心的商绅布衣。微光也能汇成火炬，丁丙以实际行动践行着“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理想。

　　面对各种挫折，虽有一时气馁，但丁丙初心不改、鞠躬尽瘁，他也不愿自己辛苦搭建起来的“善堂”付与断壁残垣，更不愿让好不容易重燃希望的百姓们再度陷入绝望。这是一个“为善者”内心的倔强。

　　“分应独善心兼善，家守清贫书不贫。”丁丙对自己一生的概括，也是他为何能将慈善做成事业的回答。笔者认为，身正为范的丁丙为了慈善事业，做到了双重境界：

　　境界一：独善。有为善之心，方有行善之举，而行善一事向来“从我做起”。1898年至次年春，丁丙在病榻上编写了《乐善录》。其子丁立中在《乐善录》书跋中直言丁丙“书籍外寡所嗜好，生平精力均消耗于善举之中”。

　　丁丙将万贯家财都投到了公益慈善事业和补抄古籍之中，对自己却十分吝啬，“衣敝衣，食粗食，甘之如饴”，连信札、手稿都常常写于拼接成的废纸上。

　　境界二：兼善。“达则兼善天下。”一己之力难填沟壑，全社会有力者共行善举，善行才能绵绵不息。丁丙利用上达官府、下达工商的商绅身份，带动杭城各界人士进行慈善救济活动，“杭州善举联合体”更是奠定了“善城杭州”的历史基础。

　　时人评价他，“宅心仁厚，一生从善如流，凡有利于国计者，事无不赴，为无不力。”他去世后，为其作诗纪文者不下百人，皆慷慨赞颂其为大善人，可见其高尚人格和道德情志的魅力。

　　今天，漫步杭州，文澜阁、钱王祠、岳飞祠、于谦祠、断桥、拱宸桥、庆春桥、宝善桥......在城市的许多角落里，我们仍能真切感受到丁丙之善。可见，真善美足以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