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宣传丨文天祥过乱礁洋

　　1276年，一叶扁舟穿行于元军船舰之间，渡扬子江至苏州洋，入浙东，过象山乱礁洋。扁舟之上站着一位风流儒雅、官员模样的人。这天，风小浪微，舟行石间，他多日来的孤愤愁绝一扫而空，于是挥手赋诗《乱礁洋》——

　　海山仙子国，邂逅寄孤蓬。万象画图里，千崖玉界中。风摇春浪软，礁激暮潮雄。云气东南密，龙腾上碧空。

　　这首《乱礁洋》是文天祥的传世作品之一。在诗中，他以独特的视角，细腻地描绘了海疆的壮丽景象，内心胸怀激荡。

　　尽管诗歌意境宏大，但实际上文天祥刚历尽艰险，在九死一生后才从元军手中逃脱。小舟行到礁石之间，见一派奇观美景，也算是家国危难之际难得的松弛。当文天祥的人生走到乱礁洋这一刻，他会想什么？

　　一

　　文天祥出身于书香世家，小时候见学宫中所祭欧阳修、胡铨等先贤的谥号都有“忠”字，便心生钦慕、暗下决心：如果不能成为像他们这样的人，就算不上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

　　1256年，时值南宋理宗宝祐四年，二十出头的文天祥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一举夺得进士榜首，被钦点为状元郎。

　　步入仕途后，文天祥历任各地及中央要职，无论是在州县治理还是在京师参政，始终清廉公正、勤勉尽责。若在太平盛世，以一官之身，文天祥自可护佑一方百姓安居乐业。然而历史没有假设，他面对的是山河破碎、朝局动荡的时代，是百孔千疮、衰败没落的社会，外有军事威胁，内有腐败混乱与妥协投降。

　　1258年，蒙古兵分三路南下侵宋，不久便势如破竹。旦夕之间，南宋都城临安朝局急速恶化，朝野大为震撼。宋理宗的宦官董宋臣提出了迁都四明的主张。不知是忌惮董宋臣的权势，还是恐惧蒙古铁骑的勇猛，如此大敌当前、未战先怯的论调，竟也让一些人动摇。

　　文天祥早已对国土沦丧、朝政衰败的社会现状满怀忧愤，在此紧要关头，当时还是小京官的他写下《己未上皇帝书》，不仅坚决反对迁都、提出强兵用人等建议，更历数董宋臣的罪行，痛斥“小人误国”，请求斩杀董宋臣以统一人心。

　　有人评价《己未上皇帝书》“条条合理但不合宜，句句中肯却不中听”。的确，如果统治阶层有抗争的胆量和勇气，南宋王朝也不会沦落至大敌当前、内忧外患的局面。文天祥的上谏也如泥牛入海，毫无声息。

　　失望的文天祥愤然而去。这不是他唯一一次辞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辞官、重新被任命、再次被弹劾、然后又辞官的多次反复。而这只是这位“逆行者”在如泥潭般局势中苦苦挣扎的一个缩影。

　　二

　　其实，早在元军兵锋尚未直逼临安之前，文天祥就觉察到了危机，并积极倡导备战，主张加强边防、整饬军队。他不仅在朝堂之上力主抗元，更付诸实际行动，散尽家财募兵筹饷。

　　然而，个人的力量有时难以抵抗时代的大势。1275年，在元军的全面进攻之下，宋军节节败退。第二年，蒙古铁骑直逼临安，南宋投降。这一年，文天祥的官位被提拔得很高，位居右丞相兼枢密使，然而交给他的任务却很艰难——作为使臣与元军议和。

　　文天祥完成过许多朝廷交办的任务，但这件事他“办砸了”。他接受了议和的任务，却并未打算投降，谈判时反而对元将一顿痛斥。对方恼羞成怒，将他押解送往大都（今北京）。路经镇江时，他与随从成功逃脱，辗转到达福州。

　　在逃跑途中，他率部行船，经过象山乱礁洋，触景生情、有感而发，写就《乱礁洋》一诗。此时，悠悠小船、洋洋大海，山如青黛、水如碧玉，岛礁点点、岩崖竦峙，远近错落、相嵌相融。扁舟在一望无际的碧波之上轻轻摇曳，如同一粒尘埃漂浮于浩渺宇宙之中，也如同他自己在宦海浮沉的命运。

　　德祐元年（1275年），他应诏勤王，变卖家产、充作军费，入卫临安却受投降派阻挠；德祐二年（1276年），临危受命、出使元营的他以一己之力同元军据理力争，同来的使节却奉降表、献国土……

　　自幼成长于内陆腹地的文天祥，对于大海的想象和憧憬多半源于泛黄古籍里飘渺而神秘的记载。那山水之间的灵秀与奇幻，令他内心深处涌起万丈狂澜。当文天祥注视着层峦叠嶂、云蒸霞蔚的东南天际时，心中想到的或许是正等待他中兴的益王赵昰。而自己，也应誓死不屈，英勇抗争。

　　三

　　在过乱礁洋那一刻，文天祥看到很多，大概也想了很多。

　　但他或许不知道，同一时期，他的“战友”张世杰也带领一批抗元将士，经过乱礁洋，奔向南方。此后不久，象山的尤宗祖也率领万余人举起抗元旗帜，纵横在乱礁洋到三门湾的海域上。他或许更想不到，380年后的一天，会有一位叫黄宗羲的抗清战士也从乱礁洋经过并赋诗《乱礁洋》，慨叹“礁声寄古哭，古哭尚殷殷”。

　　乱礁洋好像是一片热土，见证了忠臣义士以死报国的忠贞。

　　后来的历史，我们并不陌生。文天祥在五坡岭被俘后，被押至元大都囚禁了三年。其间，元世祖忽必烈亲自劝降，并承诺任命他为中书宰相。然而，文天祥大义凛然，屡经威逼利诱仍誓死不屈，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不朽篇章，最终慷慨赴死，终年47岁。

　　“忠烈”是文天祥的谥号。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忠烈”精神始终是高尚人格与道德情操的典范。所谓“忠”，乃是对国家和人民矢志不渝的忠诚、对信念的坚守；而“烈”，则是面对困厄与危难时，宁死不屈、从容赴死的壮烈气节。

　　慷慨杀身易，从容就义难。在历史上，不乏那些因一时英勇而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忠贞之士，但像文天祥这样在遭受长期囚禁和折磨后仍坚持信念、舍生忘死的人却并不多见。后人赞颂他：“若文天祥，忠诚之心不徒出于一时之激，久而弥励，浩然之气，与日月争光。”

　　尽管文天祥的前半生已足够波澜壮阔，但当我们再次聚焦他人生的最后时刻，那种赤胆忠心、以身殉国的精神更加让人热泪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