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宣传 | 历史岔口的太平之路

　　公元978年，新兴的北宋王朝建立18年，已基本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连年战乱的状态，民心思定。

　　那时，在今天的长三角一带，还有一个社会稳定、百姓安居的吴越国。面对天下大势，始终保持“善事中原、保境安民”治国原则的吴越国，走到了历史的分岔口。是割据一方、燃烧战火，还是顺应大势、安享太平，这是摆在吴越国第五任君主钱俶面前的艰难抉择。

　　1月23日，讲述吴越国这段历史的大剧《太平年》将在CCTV-1黄金档首播，当我们再次回顾吴越归宋的细节，该如何理解那些藏在历史深处的人心密码？又能从中品出何种智慧与启示？

　　一

　　唐宋之间的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极为混乱的时期。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政权更替如跑马灯一般，你方唱罢我登场。

　　但吴越国是其中的“另类”。钱镠建立吴越国以后，就停止了对外扩张。除了少数一些边境保卫战之外，大部分时间，吴越国的百姓都处于远离战争的环境中。正如后人评价：“五代之际，天下纷扰，杀人如麻，独吴越人民安居乐业，百年不知兵革。”

　　与此同时，无论中原如何变换大王旗，吴越国始终心怀“与之合作而不对抗”的相处之道。第一代吴越王钱镠去世前，曾留下遗言，“子孙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历代吴越国国王始终拥护中原正朔。

　　公元978年，当时的吴越王钱俶开启了他的第二次汴京之行。第一次是在此前两年，召见他的是宋太祖赵匡胤。两次入京，他的目的不变——想尽办法保全吴越国内安定，让百姓免受改朝换代带来的战争侵扰。

　　无须讳言的是，在钱俶心中能保留吴越国当然是最好的。但当“接力棒”传到他的手上时，“分久必合”已成天下大势，而从北宋的角度出发，天下初定，百姓思安，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上策。吴越国百姓与北宋朝廷，都在等待钱俶的决定。

　　也许，钱俶心中有过无数次交锋，但正如祖父所说“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这个时候，归宋才是利在天下的正确选择。

　　公元978年五月初一，钱俶上表宋太宗赵光义：“愿以所部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户五十五万六百八十、兵一十一万五千三十六，暨民籍、仓库，尽献于有司。”至此，吴越国正式归入北宋版图，在艰难的历史抉择面前选择了一条太平之道。既无刀光剑影之凛冽，亦无生灵涂炭之哀戚，在和和气气中完成政权交接。对此，明代万历年间首辅大臣朱国桢评价：“且完国归朝，不杀一人，则其功德大矣！”

　　二

　　钱俶曾写过一句诗：“谢公未是深沉量，犹把输赢局上夸。”如何看待输赢，在他看来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可在国与民的大事上，钱俶却选择“以退为进”。

　　交出吴越国的政权，表面看是钱俶面对大势的无奈之举，实则是他在审时度势之下做出的一次主动选择。从长远来看，这毫无疑问是明智之举，塑造了多赢格局。

　　于一家而言，完成献表以后，钱俶被封为淮海国王，留在了汴京，在那里度过了人生最后的10年。钱氏家族不仅在政权变更中保存下来，而且受到了极高礼遇，千年以来枝繁叶茂，尤其到了近代，更是人才井喷。同时，《钱氏家训》所蕴含的思想理念突破了一家一族的局限，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于一地而论，此举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使吴越地区的百姓免于战火之苦，得以延续难得的安稳日子，发展之势未曾中断，江南地区日益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

　　更长远来看，这也为后来杭州成为两浙中心和江浙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北宋初年，杭州已有“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之称。苏轼写下的《表忠观碑》中就说：“是以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至于今不废。其有德于斯民甚厚！”

　　文化方面，此举避免了战火侵扰吴越地区，延续了吴越文化的生命力，使之成为千年宋韵文化的重要源流，共同塑造着江南一带的人文精神。

　　以百姓太平为首，改变的不仅是钱俶及其家族的命运，更重要的是，国家得以从混乱的五代十国重新走向和平，彻底结束了长期分裂、百姓困苦不堪的局面，宋王朝也迎来经济文化科技等各领域高速发展的时期。

　　自古以来的朝代兴亡更替，大多免不了以战争为代价。钱俶的选择，正是看到了老百姓对于“过太平日子”的期盼，是吴越国长期以来“保境安民、以民为本”国策的延续，也是《钱氏家训》家国一体精神的传承使然。

　　三

　　吴越归宋的事迹和这一选择对于后世的功德，很多人曾作过褒赞。1059年秋天，欧阳修写了一篇《有美堂记》。文章提到两个地方：因战乱而残破的金陵和因钱俶归宋而得保全的钱塘。他说：
　　“金陵以后服见诛，今其江山虽在，而颓垣废址，荒烟野草，过而览者，莫不为之踌躇而凄怆。独钱塘，自五代始时，知尊中国，效臣顺及其亡也。顿首请命，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乐。”

　　与吴越国同时期的南唐，定都金陵。国破之后，不堪回首，南唐后主李煜留下了“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的叹息。金陵与钱塘，两座城市在北宋时的区别，说明了钱俶的艰难抉择之中蕴含着极为高超的政治智慧。

　　比如，重民轻土的理念。纷扰乱世当中，土地、钱财等是最被看重的资源。五代十国期间，为了争夺土地，各国间战争不断，百姓深受其苦。但在吴越国坚持的“民本”思想里，当尽可能避免让苍生经历战火。《钱氏家训》有一条说：“圣人云顺天者存。又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免动干戈，即所以爱民也。”吴越国三世五王始终坚持以民为本。在位期间，他们治理钱江潮，疏浚西湖，造福一方。

　　以民为贵的思想延续到了钱俶时期，无论是宋朝建立时的避讳，还是后来的两度入京，再到交出政权免受兵戈，可以看出钱俶在做出决定之时，始终把国家与百姓置于一家一族利益之前。

　　比如，顺应时势的谋略。当时，做出这一选择也是大势所趋。在外，统一已是天下大势、民心所向；对内，钱俶深受乃祖钱镠遗训影响，其中提到，“凡中国之君，虽易异姓，宜善事之”“如遇真主，宜速归附”。钱俶在关键时刻的一次取舍，开创了中国古代政权和平交接的范例。假如吴越王钱俶“为一己之私搞分裂割据，致使兵连祸结，生灵涂炭，终将为煌煌史册所不容”，江南地区也必然遭受重创。

　　千年回望，吴越国的身影已融入江南的烟雨楼台。钱俶以“舍”为“得”、以“退”为“进”，在历史分岔口走上了最艰难却也最宽阔的道路。两次汴京之行，丈量的是乱世中对太平的坚定追寻，避免了“金陵之憾”，成就了“钱塘之幸”，也让江南在宋韵流淌中延续了自身的文明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