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宣传丨“两个结合”看党建

　　多年前，有学者就曾说，用传统马克思主义是不能理解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共产党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复制，更不是西方政党学说的中国翻版，它是在解决中国问题的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具有鲜明的中国气质、东方底蕴。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提出，让这种鲜明气质、底蕴有了更系统性的理论表达。从“第一个结合”来看，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行动哲学贯穿党的建设全过程，指引党立足中国实际开展实践；从“第二个结合”来看，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激荡，为党永葆先进本色和蓬勃生命力提供了动力源泉。当“两个结合”有机统一、融为一体，便塑造出植根中国大地、兼具实践品格与文明底蕴的政党文明新形态。

　　一

　　“第一个结合”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本质上要求理论不能停留在纸面，需要在改造现实中验证真理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的党建理论从来不是纯粹的书斋概念，其鲜明的品格就是实践性。从“支部建在连上”到延安整风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改革开放后党的制度建设的探索到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党的建设的每一次重大创新，都源于对特定历史阶段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心任务和党自身状况的精准把握。进入新时代，我们党更是直面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

　　党建不是一个口号，不是虚无的名词，其理论能够具体地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其发展演变过程正是中国共产党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不断自我革新的实践过程。

　　把目光投向西方，更能看清这种实践品格的独特价值。西方许多政党学说本质上都是学者对选举行为、投票偏好、议会博弈等现象的归纳解释。它们提供“是什么”，而非“怎么办”，更像是外部观察的学术理论，而非从内部出发的自我觉醒。

　　对比下来，中国共产党的党建理论，则是一个执政党对自身本质、历史使命和实践路径的深刻洞察，更像是行动者的宣言书。正因如此，西方政党学说再精致，也难以催生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这中间的差别，是“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差别，是旁观者与当事者的差别。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的特点，就是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它既有深邃的理论之“体”，又有扎实的实践之“用”；既部署“过河”的任务，又指导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这种实践性品格，让它既有理论的穿透力，更有改造现实的行动力。

　　二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共产党扎根生长提供了精神土壤。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便获得了独特的文明气质。

　　比如，民为邦本与人民至上相契合。《尚书》有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深植于文明基因的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政治传统中深沉的精神底色。中国共产党正是从“民胞物与”的文化根脉中，生长出与人民血肉相连的政治伦理。

　　从脱贫攻坚到疫情防控，从教育改革到医疗保障，中国共产党的每一项政策都在书写“以人民为中心”的答卷。反观西方政党，多基于个人主义与契约精神运作，政党与民众之间更多是权利让渡与利益聚合的关系，难以形成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他们的党建为的是“赢得选票”，而我们的党建为的是“不负人民”。

　　比如，修身律己与党性修养相融通。《大学》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我们党强调党性修养、批评与自我批评，要求党员“严以修身”“知行合一”，正是对这一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的“心学”，这个命题本身就是“第二个结合”的体现。党性锻炼不是空谈，而是从“正心”开始，在灵魂深处自我革命。西方政党学说几乎不把个人修养纳入政党建设范畴，而在我们这里，修身是治党的基础。

　　又如，天下观与人类情怀相映照。“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理想、“和而不同”的智慧，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精神相互融通，催生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倡议。

　　党的建设不再只是民族国家内部的政治行为，更被赋予了为人类进步事业贡献力量的广阔视野。从“协和万邦”到“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胸怀天下，这正是“第二个结合”所绽放的人类情怀。

　　三

　　“两个结合”运用于党建，不是简单相加，而是生成了一种充满张力的创造性结构。

　　一边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批判精神，要求打破旧世界、同一切陈腐观念彻底决裂；一边是传统文化推崇的“中庸”“和谐”，讲求执两用中、生生不息。一边是纪律刚性的铁规发力，制度笼子越扎越紧；一边是道德感召的春风化雨，党性修养内化于心。一边是组织严密、令行禁止的“硬约束”；一边是德法相依、以文化人的“软滋养”。表面看去，这些力量似乎一刚一柔、一外一内、一硬一软，充满矛盾。中国共产党的党建实践恰恰让这些矛盾体达成了辩证统一。

　　那么，是什么让这些看似矛盾的力量从“对立”走向“统一”？答案或许就在于自我革命。自我革命是理解中国共产党党建的“总钥匙”，它一头连着马克思主义政党敢于直面自身问题、进行彻底斗争的革命品格，另一头接着中华文化“反求诸己”“日新其德”的内省智慧。自我革命，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武器”与中华文明的“内求之道”在政党治理上的深度融合。

　　自我革命的展开关键在于破立并举。一方面，以雷霆手段刮骨疗毒，这是“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担当反腐败，“打虎”无禁区、“拍蝇”零容忍、“猎狐”不止步。另一方面，以固本培元涵养正气，这是“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部署开展了多次‌党内集中学习教育，既通过集中查摆、专项整治精准“治标”，也以理论铸魂、党性淬炼深层“治本”，在广大党员干部中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

　　更进一步看，正是这种辩证统一，让中国共产党超越了西方政党的治理逻辑。西方政党要么靠外部选票压力倒逼调整，要么靠党内派系博弈实现制衡，本质上都是“他律”逻辑，缺乏向内开刀、自我革新的政治勇气和文化土壤。而自我革命走的是一条“自律”之路，不需要外部力量强制，敢于“拿起手术刀给自己动手术”。

　　这条路之所以走得通，恰恰因为“两个结合”提供了双重支撑。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给了我们“敢不敢”的勇气，敢于直面问题、敢于斗争到底，那么中华文明给了我们“会不会”的智慧，懂得“治大国如烹小鲜”，讲究火候，掌握分寸，在循序渐进、有条不紊中求突破。

　　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党建思想不仅科学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个重大时代课题，更以“两个结合”的开阔视野，为人类政治文明贡献了一种突破西方逻辑的政党治理方案。这，正是我们从“两个结合”看党建所得到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