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王姓老板在1990年代承包了山西一个村矿，第二年收回几十万元成本后就把矿无偿送给了一个好友，“现在这个矿价值一千多万元，他猛赚了，送给我几十万元作为回报。”

　　王老板感触地说：“市场煤买卖，只要供应紧缺，涨多涨少自然都是卖煤的说了算，只要买家同意，就是合理的。而且，煤炭一天一个价，你拿今天的钱，绝不卖你明天的煤。”

　　正因如此，当地不少人指责温州煤商扰乱了市场煤的市场，认为温商通吃了煤炭生产和流通中的大部分利润。

　　一位山西地方煤矿的老板指责说，不少温州老板一方面利用“市场煤”价格完全放开的政策空间，采用囤积居奇、与经销商勾结等手段，联合哄抬煤价；另一方面，超限度降低成本，减少或根本没有安全投入。这样一来，煤炭暴利自然形成。

　　山西人甚是担心温州煤商一旦成立“山西省浙江中小煤矿企业协会”，拧成一根绳，做出“更大动作”，与当地人展开激烈竞争，“他们有的是钱。”

　　对此，阎敏才说，协会的主要目的是将在山西投资的温州煤商聚集起来共同进退。先前的单兵作战已经不适应变化了的市场行情，有了协会就可以以组织的形式与地方政府和煤炭管理部门平等对话，更有效地维护浙江商帮的利益。

　　但他不否认，有人所担心的协会的“阴谋”，的确有2002年之后来的煤商想掌握更多市场主动权。“在协会名称中加入浙江字眼就是他们的主张，但胡育林这批老煤商并不太认同，认为山西方面让温州人开矿已经很是客气，不能再在名称上向人家叫板。”

　　对山西煤商的指责，一名温商不屑：“这是污蔑，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把原先归他们赚的钱赚走了。”

　　到底谁在炒煤？

　　记者发现，有更多的人在批评山西省一些地区对煤矿经营权的炒价。在山西，煤矿经营权几年内一路飙升，2002年时，温州人承包一个年产量6万吨的煤矿需要花费五六百万元，至2003年就涨到了一千多万元，2004年就是两三千万元，在晋城地区，一些煤矿承包费4年内涨了30倍。据说，晋中市灵石县一家年产10万吨的村办煤矿，以7000多万元的高价转让出了20年的经营权。

　　谁掌握了资源谁就掌握了暴富的机会，很多乡村都想申办新矿，再转手卖给温州人。而有温州煤商埋怨，有乡村原先将矿以数十万元卖给温州人，后来见市场节节升温，又反悔，将矿收回后再以数百万元卖给温州人，或者百般刁难，要求加价。

　　作为全国一百个重点产煤县之一的山西省长治县，一个堪称封杀温州“炒煤团”的动作正在展开，并被视为标本，延至朔州、吕梁、晋城，甚至省外。

　　长治县煤炭企业普遍存在技术装备差、规模小、效益低、管理粗放、资源浪费严重、安全投入不足、事故隐患多等突出问题，煤炭资源掠夺性开采是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内的普遍现象。

　　2003年初，长治县进行彻底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改制首先从煤炭企业开始，据说，“温州炒煤团”试图通过送礼、托关系等各种手段参与，但遇到了“红牌”。

　　改制后的煤炭企业投资七八千万元进行了改造，长治县招商局局长申文奇说：“这样的改造，那些‘温州炒煤团’肯定不会做，他们难以投入也不愿这样投入。我们这样做就封杀了‘温州炒煤团’的短期行为，成功走出了煤炭资源掠夺性开采的怪圈。”

　　然而，不少温州煤商都反映，在一些地区，所谓煤炭企业“改制”实则成为资源炒卖的幌子。

　　前不久，山西省西山煤电集团想申请一块后备资源，到煤田设计院拿出资源分布图，看来看去，在山西省境内已找不出一块尚未划出的整装煤田。

　　由于主要矿区的资源基本分割完毕，想要“搞到”煤炭资源只能从现有煤炭企业身上打主意，国有、集体煤矿成了各路资源炒卖大军的猎物，其方法多为参与县属或乡镇、集体煤矿的“改制”、以竞拍煤矿的方式拿到资源。

　　“资源的价格成倍翻升，最终还是承包给温州人，中间多出环节的支出当然也是温州人埋单。”

　　一名小矿主向媒体透露，两年来长治县有规模的煤矿都卖完了，其实多数还是被浙江人买走。明里说是拍卖，其实是暗箱操作。

　　业内人士对这种炒卖现象深表忧虑。此后曾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山西省社科院能源所工业经济研究室主任夏冰认为，煤矿经营权，炒来炒去只是个虚拟经济，只能让一些有实权的人得利，对产业发展没有好处。

　　同时，多数温州煤商透露，煤矿涉及诸多部门，为承包一个煤矿，理顺关系，打点各界，所需的隐性开支在整个投资中占据了不小的比例。

　　一名温商说，承包一个年产量9万吨的煤矿，花三四百万元公关费用并不为多，连温商自己都承认，在这些因素下，“节约成本，捞一把赶紧走”的心理只能日益加剧。

　　阎敏才坦言，2003年后来的温州煤商心态已与前一批大不相同，“他们更期望加大马力，在一两年内收回成本。”

　　一名王姓温商解释：“我们不敢大笔投资，因为存在政策风险、市场风险，万一承包的矿过大，投资过多，承包期过长，一旦出现变故，就可能赔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