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龙坐在自家白天也十分黑暗的小厨房里，怀抱着李晓方送来的画册，欲哭无泪。

　　他伸直腿，撸起裤腿，一点点褪下袜子，除掉裹着的纱布、卫生纸，渐渐露出60多年都没有愈合的伤口。

　　“那是我7岁的时候”，70岁的吴大爷操着金华味儿的普通话打开话匣，“有一天，我在城边的河里走，突然日本佬的飞机飞过来，扔下了几颗炸弹，嘭———炸弹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爆炸了，把旁边的一座桥都炸断了。我很幸运，没被炸死。没想到，几天以后，我的两只脚开始痒，痒得受不了。我就抓，抓起了很多小泡泡。后来，泡泡破了，腿就开始烂，越烂越大，又疼又痒。开始我们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以为是被虫子咬的，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日本佬撒的细菌，给我造成这两条烂腿。”

　　老人抱着画册，一个劲地感叹：“60多年了！60多年了！”

　　这位一辈子都没被别人关注过的老人，在战争结束60周年时，终于有机会在历史上留下他的名字和苦难。他怀里的画册：《泣血控诉———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鼻疽受害幸存者实录》，是李晓方用近四年的时间自费拍摄、印刷、出版完成的，总共耗资近40万元，而他，只是一名每月工资不足2000元的解放军干部。

　　“这是一本注定卖不出去的书。很多照片我都看不下去。”我国侵华日军细菌战研究专家郭成周说，“但这肯定是一本极具历史价值的画册，这么详细地采访炭疽、鼻疽幸存者，拍摄他们的照片，据我所知还是第一次。”

　　对于多数中国人，日军在侵华战争中进行的细菌战只是一个遥远的概念。那是残忍的、苦难的，但业已终结的历史。没有人想到，在经历了感染后，有两种细菌的感染者，居然一直活到了今天。

　　出生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李晓方，最初对这段历史同样一无所知。1992年，他的一位退伍到《金华日报》的战友，拍摄了一组细菌战幸存者的照片：那是一家人，母亲感染了日军撒下的细菌，她的三个孩子也因此受到了间接感染。一家人历尽艰辛地活着，但终究没有办法挽留住每个人的生命。

　　“这就是细菌战？！”李晓方受到了震撼。从那以后，他没事儿就到所在部队驻地———浙江省金华市附近的村子里去转悠，和村民们聊天，打听当年的情况。

　　一天，他碰到了一位70多岁的老大爷。聊着聊着，大爷拉起裤腿，给李晓方看他腿上留下的一大块黑黑的疤痕，说：日本佬当时不仅撒了鼠疫、霍乱，肯定还撒了其他的细菌。你看我这腿，就是日本人撤退后不久烂的。当时十里八村烂腿、烂手、烂脸的人可多了，很多人很快就死了，没死的一辈子都在烂。

　　李晓方奇怪了：这种细菌是什么？怎么会一辈子都好不了？

　　2001年，李晓方已经当上了部队的新闻干事。一天，他在电视上看到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原告团团长王选的讲话。她说：这些受害老人都在悄悄地离开人世，而人们对他们的悲惨遭遇一无所知，我们必须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

　　李晓方想到了那位烂腿的老人。在他的了解中，这样的老人不在少数，因此浙江很多村庄都被称为“烂腿村”。一个决心就在那一刹那产生了：我要把这些幸存的烂腿老人拍下来。

　　但是，一个疑问随之而来。众所周知，细菌战是鼠疫、霍乱等剧烈的传染病，没有听说有烂腿的呀？不会是一种地方病吧？

　　他开始搜寻所有与细菌战有关的书籍、档案和史料。凭着若干年部队卫生员的经验，几个月研究后，他得出了结论：这是炭疽杆菌。这些老人的年纪多在70岁上下，发病时间集中在1942年7月至9月间，此前当地没有人得过这种病，此后也没有。根据当年侵华日军731部队的被俘者作的口供，日军的细菌部队的确大量生产过这种炭疽杆菌，并在1942年的7月至9月间，多次在浙赣铁路沿线撒放了这一细菌。

　　2002年3月，在王选的邀请下，美国历史学家哈里斯、医学家麦克·法兰兹布劳和马丁·法曼斯基专程赶到浙江金华等地，也对“烂腿村”进行了调查。让李晓方高兴的是，他们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不过，他们认为，这些幸存者中很多是炭疽和鼻疽交叉感染的幸存者。因为鼻疽感染后痛感强烈，创口很难愈合，即便愈合也会时常复发。这也正是大多数幸存者60余年来始终携带着无法治愈的伤口的原因。

　　2002年5月，李晓方从作战部队调到南京军区杭州疗养院政治处，任宣传干事。他连凑带借，花4万元购置了一套高档相机，开始了他的记录工程。

　　这是一项开始了就很难中断的工程。李晓方说：“我是在和时间赛跑。”因为，每到一个村子，就会有人跟他说：“小伙子，你来晚了，他们大多数都死了。”他不敢停，只要能请下假，就马不停蹄地赶出去，坐火车，搭汽车、拖拉机，租汽车，沿着浙赣铁路线逐村调查。

　　2002年10月，李晓方找到了金华市婺城区白龙桥镇下杨村寻访。听到问“烂脚的”，他被领到村里最破的一间房子前。一推门，一股臭气扑面而来，苍蝇嗡嗡乱转。在昏暗的灯光下，他看到一位头发蓬乱的老人，正抱着自己的腿在呻吟，腐肉和血水一滴滴地掉在地上。

　　这位老人叫华庆云。20岁时和父亲上山砍柴，回来后父子两人都开始烂腿。5年后，父亲死了，华庆云也丧失了劳动力，一直靠母亲照料。母亲去世后，他只好一个人靠每天两元钱的劳保生活。就在李晓方找到他的一个星期前，他烂了60年的右腿突然从膝盖下断掉了。

　　“他住着一间土坯房，屋子里什么都没有，黑黢黢的。他有两只小板凳，想要走时，就先把一个挪到前面不远，把身子蹭过去，再挪另一个。”两年多后，老人生活的艰难场景仍让李晓方记忆犹新。

　　他问老人那段断腿呢？老人答，早扔到茅厕里去了。

　　李晓方离开一个星期后，这位老人离开了人世。

　　2003年年初，他来到江山市大陈乡，在乡民政干部的带领下，冒雨步行20多里地，来到一个叫池茶村的小村子。乡干部本来劝他不要去，因为那个村子在深山里，几乎没有路，日本人恐怕不会找到那里。但让他们吃惊的是，在这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他们竟发现了3名幸存者。

　　老人们讲，当年日军走后，这个小村子一下子就出现十几个烂腿烂脚的人。因为行动不便，他们终生都没有走出过大山，其中一位因为长年疼痛，已经精神失常。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接受这样的访问和拍摄。大多数幸存者以自己的遭遇为耻辱，将记忆和疼痛一起埋藏在过去。因此，村里的年轻人大多不知道，自己的家乡曾遭受过这样奇特的袭击，也不知道，仍然有人终生在与那场战争的后果作着斗争。

　　77岁的李妹头就是这样一位幸存者。她从15岁开始烂腿，送走了大多数同病相怜的村民。后来，她在镇上做点儿小吃生意，以养活年幼的孩子。因为怕别人知道她的病后嫌弃她，她一年四季都穿着厚厚的袜子，从不敢告诉别人，也不敢去医院。

　　李晓方找到她后，百般劝解，她和她的家人都不同意采访拍照，怕影响了生意。最后，还是这句话打动了老人。“这是日军当年侵华进行细菌战的证据，我们一定要留下来，好让全国、全世界的人都来帮助你。”

　　李妹头最后瞒着儿女，偷偷跑出来，让李晓方拍了照，作了笔录。

　　可一旦李晓方获得了对方的信任，他们便会滔滔不绝地讲述当年的惨状。他至今还记得，一位老人描述当年日军撤离后村子的情景：全村人都病了，有发烧的，有怕冷的，有咳嗽的，有拉肚子的，有呕吐的……死尸成排地堆在一起，家人想要去上炷香，都找不到。正是收获时节，成熟的庄稼烂在田地里，都没有人去收割。

　　多数幸存者的生活状况令人堪忧。因为腿疾，他们多数终身未婚；因为身体不好，他们一辈子没积攒下什么家当；60年过去了，他们都已年迈，却每日仍要拖着病腿为生计奔波，有的要种田，有的要打工，有的干脆离家讨饭。没有人记得他们，没有人关心他们，甚至他们自己，都有些厌烦自己。

　　只要看过经济状况稍微好点的老人，李晓方就会劝儿女们为老人做截肢手术。“只要你亲眼看了就会体会到，这种痛苦不仅是肉体上的，更是精神上的。老人们吃不好，睡不好，每天都被钻心的疼痛折磨着。截肢虽然不方便，但至少精神上不再有负担。”

　　他把这番话对一位叫杨春莲的老人讲了。谁知，那个春节过后，老人的儿子打电话来告诉他：妈妈为了不让家人为自己的病腿再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为了再也不用忍受病痛，自己结束了生命。

　　近四年来，李晓方跑遍了浙赣铁路沿线的800多个村庄，寻访到了200余位当年炭疽、鼻疽的幸存者。但是，往往在他再找到同一位老人核对笔录时，同村的人会告诉他：那位老人已经过世了。当李晓方将他们的故事汇编成册时，这200余位幸存者中，已有1／3看不到了。

　　渐渐地，李晓方不再只想要取得日军实行细菌战的证据，而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劳动，让现在的中国人知道，还有这样一批人承受着如此的冤屈和痛苦，给这些经受了60多年折磨的老人一个交代。

　　“他们都是弱者。战争中是弱者，战争后依然是弱者。”他说，“我最后发现，如果说我的所作所为有什么意义，最大的意义便是让这些受难者的痛苦被更多的人知道。我要给他们每人送一本，再给他们居住地的政府送一本，送到县上，送到镇上。”

　　“这不只是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行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看我们在自己成长和发展过程中，有没有能力记录自己的历史。而历史是由具体的人和事组成的。”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原告团团长王选这样评价李晓方的行动，“浙江是人类历史上遭受细菌攻击范围最大、程度最严重、受害者最多的地区。但是，至今没有一个完整的统计和调查”。

　　从这个角度上，她认为李晓方的寻访是“对整个人类历史的贡献”。

　　而郭成周研究的结论是，从1939年至1944年，日本细菌部队不仅在浙江撒放过细菌，中国的东北、华北、华东都曾遭受这样的袭击，“但究竟有多少人受害，至今没有一个完整的调查”。

　　看完画册后，细菌战受害者原告团律师楼献说：“真正的历史，是一个个受难者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