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12月起,嵊州市委组织部启动了大学毕业生公务员“村官”计划,要求凡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新任公务员都要驻村锻炼一年,这一做法先在甘霖镇进行试点。
谈及这项计划的初衷,被曾有乡镇工作经历的嵊州市委书记陈月亮喻为是“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然后“成其大器”。
下派
一张单人竹床,一张旧桌,几条板凳,在乡间简陋的居室里,甘霖镇派遣至渣村任村委主任助理的孙赛剑和他70多岁的邻居郑亦樵正拉着家常,现在他们已成了忘年交。
在村里住下的第一天,孙赛剑拔了一根草,来问郑亦樵,是稗草还是荞麦。郑亦樵由此认为,这个习惯于捧课本的大学毕业生与他们的生活相差太远。
但在几个月后,孙赛剑就请郑亦樵吃他亲手种的马铃薯。在孙赛剑的“自留地”上,几个月前种下的马铃薯苗终于长出了果实。
根据规定,每名大学生在驻村锻炼一年期间,要求常年住在村里,并完成“六个一”任务:种好一块田、建好一个基地、帮助一户贫困户、掌握一门实用技术、转移一批劳动力、发展一批个私企业。
“一身书生气,不适应乡镇工作。”甘霖镇党委副书记丁建仁举了个例子,一次有村民来镇里找一位新上岗的大学毕业生公务员办事,这位“书生”既不让座也不倒茶,觉得被冷落的村民掉头就走。
而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乡镇基层政府缺乏大量有理论素养和创新意识的年轻干部。绝大多数乡镇政府,公务员年龄结构偏大,学历不高,发展农村经济缺少新思路,基层公务员队伍甚至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
甘霖镇试点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开始破题。
震动
顶着漫天的雪花,张奎到达大岩畈村,那是他进村的第一天。雨雪中,遍布着低矮泥墙房的这个小山村就这样呈现在他眼前。
于是,来不及擦一把脸,张奎就连夜和村支部书记去了孤寡老人家里,挨家挨户检查村里的危房。“现实农村与想象中的农村有太大的差距,”这位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这里的大学毕业生说,农村带给他的震动,让他“满脑子想着怎样为老百姓做点好事”。
董浙明又哭了,与第一次听说要去农村工作而流泪不同的是,这一次,在亲眼目睹农村现状后,她发现“农村真穷,农民真苦”,田间地头的生活给她上了生动的一课。
大学生们就这样开始了他们的“村官”之旅。
“融进农村并被村民接纳和认可非常重要。”下派到甘霖镇兴王村任村委主任助理的郑芳芳说,“但这一过程很艰难,因为我们不知道村民在想什么。”而不少村民对她也投以怀疑的目光:“对我们一点都不了解,一个小姑娘能干出什么名堂?”
大学生下村不久,丁建仁就来看望他们。他主要来干三件事:一是看他们有没有西装皮鞋式的打扮;二是去床上摸摸有没有灰尘;三是看农具上有没有泥巴。
结果出人意料地好,丁建仁认为,在下派开始的一两个月时间里,通过与老百姓深入接触,与锄头打交道,让这些大学毕业生明白了“农村是什么,老百姓在想什么”。
“这是建立对农民感情的基础。带着对农民的感情,对现实的理解,自然会产生工作思路,与办公室空谈完全不一样。”丁建仁说。
事实上,接下来的日子,这些大学毕业生没有让他失望。因为他们干的几件事,让村民刮目相看。
舞台
孙赛剑和村里3个人竟成了好朋友,这3人一个是贫困户尹雪华,另两个是村民都叫不出名字的瞎子。因为穷,村民很少与他们往来。
孙赛剑在学习果树嫁接技术的时候结识了尹雪华。尹雪华老婆得了精神病,两个小孩念书,仅靠几亩果园维持着艰难的生计。得知这个情况后,小伙子一有空就往山上跑,还通过自己的同学关系,帮尹雪华联系了水果销路。
更让村民刮目相看的是,孙赛剑还陪着两位盲人去镇里,帮他们办养老保险。
就在孙赛剑为村民帮困助难时,张奎正在大岩畈村忙着他的修路工程。因为村级经济薄弱,村里的一条机耕路坑洼不平,村民出行难,给发展农村经济带来了影响。
通过张奎的积极筹资和村里人的努力,村里修了通往山外的水泥路,146户人家417位村民露出了笑颜。当道路工程开工的时候,张奎又去了村里的一户贫困人家,经过牵线搭桥,村民买来织机,办起了家庭工业。
“即使再小的事都让我们一起激动着。”在兴王村挂职的郑芳芳说,下派的8个人彼此都成了好朋友,他们会定期交流心得,并相互帮忙。有一次,她6分田里的蚕豆浸了水,伙伴们告诉她,因为水沟挖得有问题。
在郑芳芳的《下村任职日记》里,饱含感情地写着:“驻村一年,终身受益”。的确,这段驻守乡村的日子,改变着这群上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大学毕业生对于农村的理解,而这笔宝贵的财富,更将对他们今后漫长的人生路产生影响。
“我们把大学毕业生当成一粒粒质地饱满的种子,投到农村去。”嵊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陈建国说,大学毕业生“村官”工程并不是心血来潮之举,而是长期的制度性建设,他们要给大学毕业生一个在广大农村施展自己才干的舞台,也要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持。
今年3月18日,嵊州市委组织部转发了甘霖镇委《关于年轻干部下村锻炼开展“六个一”活动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将这项制度在嵊州各乡镇进行推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