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和社会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开始注重环保，却遭遇来自上游“发展”带来的污染。既不能阻止上游区域的“发展”，又不甘心“顶着马桶生活”。这是长三角东部一些发达地区所遭遇的尴尬境地。

　　浙江的丽水位于温州的上游，经济上欠发达，与温州有很大的差距。温州经济发达起来之后，开始限制一些污染行业的发展，于是，一些污染行业如制革企业转移到了丽水。但是，丽水的水源受到一定的污染后，下游的温州也同样受到了污染。“把制革业转移到丽水，等于把原来放在脚下的屎盆子搬到自己头上。”一位被迫搬迁的企业业主不无揶揄地说。

　　撇开自身利益受损的因素不谈，这位业主的比喻也不无道理。水是工业发展所必备的条件，而就水系流域而言，一般是沿海地区经济领先于流域内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存在，地区间对环境保护的意识、需求也不尽相同，上游“发展”付出的代价往往要下游来“买单”。那么，如何协调上下游间发展与污染的矛盾呢？

　　不仅是丽水与温州，由于我国流域方向均为自西向东，长三角的发达地区均或多或少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今年6月27日，由于江苏吴江某企业违法偷排污染物，造成浙江嘉兴市新塍镇发生水污染事件，该镇的饮用水厂被迫停止供水，造成3万人长时间无水可喝。实际上，由于与嘉兴秀洲区为邻的吴江市盛泽镇印染业发展十分迅速，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边界的水污染纠纷已长达十余年，期间各种相关政策纷纷出台，相关人员多年奔走呼吁，最终仍无法阻止污染事件的发生。

　　既要保护环境，又不能阻止上游区域发展经济的要求，在自然伦理与社会伦理之间，长三角遭遇“发展伦理”的挑战。

　　不仅省际边界如此，在一省之内也是如此。一条钱塘江，流域范围均在浙江省内，从千岛湖出来的是一类水，可以直接饮用，而经建德、桐庐、富阳等地到杭州后就变成五类水了，沿江环保官司照样不断。

　　同时，有一些不可能不产生污染的行业有巨大的市场，如皮革业及其制鞋业、箱包业等，东部一些发达地区原本就是靠它“发家”的，而目前一时也还没有其它的环保产品来替代。这种情况下，环保意识越来越强的长三角发达地区将怎样对待它们？是简单地转移还是“扫地出门”？

　　“我们这里要关停的污染项目，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当宝贝一样地在抢。把他们‘赶出去’根本不能解决问题，说不定污染还会回流回我们这里。况且，他们走了，原来造成的污染谁来负责？”浙江省台州市环保局副局长吴亚申在谈起当地造成严重污染的废旧电机拆解行业时说。

　　浙江省长兴县是我国蓄电池，特别是铅酸蓄电池的重要生产基地，当地业界的翘楚——浙江天能电池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高原认为：铅酸蓄电池有着巨大的市场。尽管铅对人体会产生不良影响，硫酸会使土地板结，治污的成本也较高，但长兴的铅酸电池生产企业多达50-60家，产量占全国的70%，产品的质量在充分的竞争中得到提高，治污经验十分丰富，集中治污也可以节约成本。“不可能不要这个产业，而如果要这个产业，那么造成一定污染不可避免。但在长兴，至少污染控制会比较好。如果要搬迁出去，污染的情况只会更加严重。”他说。

　　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原所长虞孝感研究员认为：“根据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要发展经济，就不太可能跳过‘先污染、后治理’的阶段。我们能做的，就是怎样尽量使这个过程中付出的代价最小。这就要求国家作出明确的区域生态与发展规划。就像是家里打扫灰尘，对产生污染的行业，我们要做的不是简单的转移，而是要就地治理。同时，我们要计划好，先扫‘桌面’，后‘扫地’，避免重复劳动。不能用鸡毛掸扫来扫去，灰尘始终还是在家里。”

　　他还说：下游要绿水青山，而上游要经济发展，那么下游就要削弱上游‘经济发展’的动机，简单地说就是不能转移“污染”而应转移“支付”。

　　对于“发展伦理”的问题，长三角一些地区已经着手用制度加以解决。

　　江苏南通、浙江嘉兴已经进行了水污染物排放权交易试点，在控制排污总量的情况下使排污有偿化；而钱塘江全流域的排污权交易则将于2006年启动。另外，浙江省今年还加大了财政对环境污染治理和生态建设的投入力度，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研究拟定了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政策意见。

　　2005年，除财政体制内的财力补助奖励和中央国债生态补助资金外，浙江省生态建设、生态保护、生态环境治理三项省级资金补助预计达17.8亿元，同比增长100.7%。这样，就从发达的下游地区“口袋”里掏出钱来，给上游地区“吃饭”，希望能借此端掉“顶在头顶的马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