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认为是记者

　　2004年6月中旬，准备停当后杨松坐上了去往河南的火车。

　　从郑州下车后，坐三个小时的汽车就可以到达上蔡县。然而，杨松并不知道在哪里坐上车，“请问去上蔡县在哪里坐车？”在汽车站杨松找到了一个长途汽车站的工作人员，那人的反应让他吃惊不小：“你是不是记者？”

　　在上蔡车站下车后，杨松就开始问路。按当地人的指示，他搭了一辆当地的“蹦蹦车”。“蹦蹦车”司机听说要去文楼村的，特地加了一句：“去文楼？你是记者吧，自从文楼‘出名’后就没人去那了，凡是去文楼的就只剩记者了。”

　　跟司机聊上之后，杨松得到了一些最基本的信息。过去，有人要搭车去文楼，司机是肯定不去的，发展到后来司机们会勉强将客人送到离村口百来米的地方，但是要想进村是万万不可能的。

　　“不过，我去的时候还好了，那时文楼的疫情已经得到控制，司机甚至把我送到村头指定的地点。”杨松回忆到。

　　然而，在与“蹦蹦车”司机交谈中，杨松发现就是同在上蔡县，人们对文楼这样的村还是有着明显的排斥心理。

　　司机告诉杨松，文楼村发现病情之后，很多与文楼村有亲戚的外村人都与该村的亲戚断绝了来往，而此后尽管其他的村里也陆续有艾滋病毒感染者被发现，但其他村里的人还是对文楼有着莫名的恐惧。

　　前几次的调查让杨松明显感到村里人与村外人有一种看不见的隔膜。

　　而村里人对艾滋病的态度亦让杨松感觉到很大的惊异。

　　“我们几个都有病。”几个村民对陌生的来访者并不隐瞒，一个已经患病的孩子甚至主动让杨松为他拍照。村民的坦诚使杨松有了进一步了解情况的机会。在村里进行调查的过程中，杨松发现很多村民对艾滋病的几种传播途径都了然于胸。

　　“村里人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对患病的人退避三舍了。”杨松发现村里患病的人与没患病的人相处起来非常的自然。杨松认为这可能与政府对艾滋病知识的宣传有很大的关系。在村里杨松发现，患病者都能够非常配合的进行治疗。

　　今年五·一期间，杨松的同学小强也跟随他一起来到了文楼村。小强在自己的日记里写到“在文楼村的几天里，我们并没有明显感受到有歧视与被歧视的现象，村民之间相处得也很融洽，并没发现有正常人与艾滋病人不相往来的情况。”

　　“看这个小孩挺可爱的，可怜啊，也感染啦，”与他们一起聊天的一位中年妇女满怀温情地说着，“他的爷爷奶奶都不在了，妈妈也患有艾滋病，爸爸是家里唯一没检出问题的人，可是爸爸去外省打工再也不回来了。”说着摸摸小家伙的头，“我们也都尽量帮他母子点儿，一个女人拉扯个孩子不容易啊。”

　　对上面这一幕村民之间融洽相处的情景，杨松每每想起就感叹不已。

　　在距离卫生所不远的田地里，几座新坟平添了几分凄凉。这些死者中绝大多数是死于艾滋病，目前文楼村已经有10 0多人死于艾滋病。死亡的威胁成了悬在村民心头的一块重石，只要不发病，部分村民还是不愿检测化验的。

　　一位染病的妇女，丈夫已经到东南沿海打工三年没回家了。婆婆说：我儿子都常年不回来了，如果孩子查不出病还好，查出来了就要离开我们这个家。”杨松根据多次调查的经验，这个皮肤已经出现斑点的孩子显然应该患病了。但孩子的母亲为了维系这个家庭却坚持不让孩子去做检查。村民告诉杨松：“明明知道自己是艾滋病，但是还不想捅破这层窗户纸，怕承受不了这个压力。”

　　要工厂不要救济！

　　在村里，杨松遇到一位杨姓的患病村民。她告诉杨松，刚查出病时感觉没法活了，后来就开始琢磨怎样生活下去，正如政府提倡的、乡亲们说的那样怎样去“生产自救”。首先就是养好家里的几头牛，因为家里就只有这是最值钱的了，也是最能带来经济效益的途径，所以她就开始把这些牛当宝贝，拼命的喂养，渴望它们能为自己带来希望。

　　后来的一件事让她更是对生活充满了信心。

　　一次上边的领导来村里检查防艾抗艾工作，号召大家生产自救，并承诺政府会尽力帮助大家，这给广大村民带来了很大的希望。

　　“当时一位领导亲口对我说我们可以养猪致富。我说我们没本钱，他说你们自己想办法解决一些，其他的他们会为我们解决的，还说关键是要干起来”，她一边说一边打手势，情绪也很激动，“我跟丈夫一商量，打算把牛卖了，投资养猪，因为领导说了，只要干起来，资金缺口政府会补给我们。”

　　“我家的牛一共卖了2000多块，垒完猪圈，买了些猪仔，就没钱了。猪有了病也没钱治。我们就想去找政府解决点资金困难，但后来那位领导调走了，帮扶资金也就没着落了。”泪水从她眼角跌落下来，嘴唇也颤抖不已。

　　村民老程，现在养了几千只鸭子。这位老人想跟杨松谈“自救”的话题，并满怀希望的渴望这些鸭子能够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在这位老人看来，自己想办法赚钱来养活自己要比一味的伸手向政府要救济好得多。

　　“如果可能的话，政府最好能够帮我们发展一些工业，建工厂比救济更好。”老人表达了自己的期望。

　　据村民说，以前文楼村到处都贴着“防治艾滋病，人人有责”等标语，而如今都换成了“保健康，奔小康”等。按工作组的说法，以前村里的标语中总是反复出现艾滋病几个字，很容易让人产生恐惧感。后来工作组把村里的标语改了，就是要让村民改变观念，给他们树立一种生活的信心：要自立自强。

　　现在，村庄的每个角落里都进行着文楼村民经济发展与生产自救的讨论。村民们表示，最好的办法是因地制宜搞自救。他们表示，在对待艾滋病的态度上，各级政府部门的思路是明确的，只有配合好了相关的帮扶工作，才能使村民更大范围地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