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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浪汉对世界各个城市来说，都是一个难回避的现实。在杭州的闹市区、天桥下、火车站、公园里，也能看到流浪人群的身影。

　　他们从哪里来？他们为何不愿离开？杭州在他们的心中，究竟是一个淘金宝地，还是一个容身之所？他们的身上，是否也藏着让普通人落泪的故事？

　　在这些生活窘迫又不失尊严的人群面前，记者花了三天时间，从一点一点地靠近，到发一圈烟，能够和他们并肩坐下。而后，有人唱起歌，诉说自己的梦想。

　　新年快到了，愿阳光打在他们身上，愿他们早日圆梦。

　　善意的谎言：儿子在杭州过得很好

　　我姓王，今年26岁，老家大连边远的一个山村，家里有一对50多岁的双亲，家里条件拮据，上完小学就辍学了。

　　今年上半年，听村里的老乡说，杭州是个“遍地是黄金”的好地方，于是我便揣着300元钱离开家乡，来杭州闯世界。

　　下了火车之后，才发现自己的想法过于美好了。我在火车站附近找了一个小旅馆，10元一宿，每天只吃两只馒头，尽管如此，带来的钱很快就花完了。

　　天天往四季青附近的外来劳动力市场跑，希望找到一份工作，但由于文化低，个子矮小，十多天过去了，没有找到工作。后来到了留下镇上的一个工地打短工，搬砖头、扛水泥、拌石灰，起早摸黑工作10多个钟头，工资每天35元。天天累得腰酸背痛，两个月总算熬过去了，以为可以发工资了，结果包工头“玩失踪”，后来死磨硬磨总算要了一半工资。

　　当1000多元钱用得差不多了，总算在城东的一家小面馆里当临时工，每天洗碗洗菜。不到半个月，老板娘嫌我动作不够利索，给了100多元钱，叫我走人。

　　我又一次失业了，生活所迫，我只能靠拣垃圾为生，刚开始还好，每天有个20来元的进账，后来干这一行的人实在太多了，解决温饱也成了问题，无意之中发现了这里，碰到这些有着和我差不多遭遇的“天涯沦落人”。大家相处得十分融洽，犹如亲兄弟，但谁也不知道对方叫什么，平时他们管我叫“小个子”。

　　白天，我们七八点钟就起床，到附近的公共厕所里洗脸后，留下2个人看管“家当”，其余每个人背上麻袋到各个路口的垃圾桶里找可乐瓶、废报纸，中午吃一包泡面填肚子，傍晚卖了废品后再回来聚餐，运气好的话大家可以吃上一顿热气腾腾的“大锅饭”，不过这样的大餐真不多。

　　当问及想不想家时，刚才还滔滔不绝的“小个子”一下子语塞了，眼眶渐渐湿了。“谁不想家？可是没有办法啊！”他沉思了片刻叹了一口气，“来杭州半年多了，没有勇气给家里打电话，只写过一封信，我认识的字不多，所以只短短写道‘儿子在杭州过得很好，赚了不少钱，过年就回家！’好让父母放心。”

　　当过班主任的老邱每天看报听收音机

　　12月9日中午，杭州建国北路河滨商务大楼前的长条椅上，身穿米黄色羽绒服的老邱一边啃着半块面包，一边翻阅着报纸。身后放着半瓶没有喝完的矿泉水，老邱说用来下午解渴。

　　看到有人经过，老邱抬起满是灰的脸，憨憨一笑。他，今年47岁，河北人，有一对正在上大学的双胞胎子女，一个会持家的妻子，高中学历的他之前在老家的一所小学任代班主任。自从子女双双考上了大学后，他500多元的月薪真成了杯水车薪。

　　去年7月，老邱只身来到杭州找活干，但是用人单位嫌他文凭不高，四处“碰壁”后，老邱花了30元钱在旧货市场买了二手自行车，捡起废品，天天骑车去四处寻找塑料瓶、破旧衣服，再到郊区的废品收购站换钱，然后就近找一个能够容身的地方睡一宿——火车站、立交桥、商场门口是他经常留宿的地方。

　　清晨，老邱踩自行车沿街“淘宝”，到中午12点准时收工，而且老邱有个习惯，不管怎么忙，都会腾出一个钟头的时间用来阅报，手中正在翻阅的《钱江晚报》，是从别人手中要来看的。除了破自行车外，老邱还有一个老式收音机，看报和听新闻是他每天中午的两门“必修课”。

　　“尽管我是个流浪汉，但是我认为和他们不一样，我从来不会去做偷鸡摸狗的事情，更不会去向别人伸手要钱，你有没有见过穿得像我这么整洁的流浪汉吗？”老邱穿着卡其裤，眯着眼睛笑问，“我还准备了一套过年回家的新西装，比这件要好看，家人只知道我在杭州做生意，不好‘穿帮’，所以再怎么样尊严始终不能丢！”

　　说起家人，老邱小心翼翼地从内衣里掏出了一个皮夹，翻开后指着一张褪色的黑白照片得意道，“这是我的结婚照，我的老婆漂亮不？想当年我也风光过，这个皮夹已经跟随我十多年了，每当想家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

　　在磨难中十岁孩子天天温习功课

　　“谢谢叔叔，祝您发财！”傍晚时分，清江路杭海路口的一个花坛边，一个身穿校服的小男孩捧着小瓷碗蹲在马路边乞讨，身边一个双目失明的男子正握着一根竹竿缩成一团，不停地哆嗦着。

　　“你叫什么名字？读几年级啊？”面对记者的提问，小男孩抬起冻得红红的小脸天真的笑道，“叔叔，我叫燕儿，今年十岁，读三年级了！”说完搓了搓开裂的小手。

　　“多懂事的孩子啊！本该读书的年龄，落到这里讨饭，真是可怜！”“是啊，连件像样的棉袄都没有！”过路的行人议论着，不少人蹲下来往碗里扔硬币。

　　记者见到这一幕后，从边上的小摊买了两只烤番薯，递给小男孩。“谢谢叔叔，你真好！”，男孩咧着嘴笑，接过番薯后，他挑了个头较大的送到父亲的嘴边，“爸爸，是热的红薯，你吃。”

　　孩子的父亲宫志华(化名)说起了他的故事：

　　我是安徽安庆边远山区的一个农民，初中文化，在当地也算是秀才，讨了同村一个漂亮女子为妻，刚开始生活过得也算幸福。三年前，发现视力越来越差，后来花了近三千元钱在县城的一家医院里做了手术，医生告之是‘视网膜剥落’，无法治愈，结果双眼就这样失明了。

　　几个月后，老婆嫌我累赘，跟着别人跑了，到现在还不知去向，家里还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妈妈，住在泥胚房里，就靠一亩多口粮田生活。其实我也很想家，真是连累了我们家的燕儿，这么小就跟着我受苦，等明年筹足了钱打算再继续让他上学！

　　“我天天都在温习功课。”小男孩从随身的包里掏出一本皱巴巴的小学数学课本，翻开来说，“我要好好的读书，今后要考大学，将来要当医生，治好我爸爸的眼睛！”宫志华告诉记者，他们已经有了一点积蓄，打算开春为孩子交学费，留下一部分给家里的老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