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人文大讲堂进行至今，最特殊的一场演讲之一，因为我们请来的主讲者，是一位来自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传播系、年仅24岁的在校学生；

　　●他不是卫生界人士，不是医疗防治艾滋病的专家，更不是政府部门的政策制定或分析者，中国该如何应对艾滋病，他同样难以一一说清道明；他能讲的，只是4年来，作为年轻的中国普通人，在艾滋病村亲眼目睹的真实和自己一些自然的反应……

　　●他说他不是勇士，他只是一个普通学生，力量很小，但他愿意做追随勇士摇旗呐喊的人——即使声音再小，也希望有人听到。

　　哭了多少次？

　　4年来走过了山西、河南等5个省市的艾滋病高发区，7次进入艾滋病村，12次赴河南艾滋病高发区实地调查；累计40多天与艾滋病患者零距离接触，这就是我最近4年多来的生活状态。

　　很累很累。终日奔波于艾滋病疫区实地调查、采访；我经常情绪低落，悲伤不已，因为我所眼见的一幕幕“艾滋病村”的凄凉让我记不清哭了多少次。无论我用何种语言，用多少眼泪向你们述说，其实都远远无法表达我亲眼看到的事实所带来的震撼。

　　但我知道，我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几年来的任何一个假日，我都在做。采访艾滋病专家、社会学者，还有艾滋病人。

　　有人问我为什么执着，我说，因为“艾”情紧急！

　　我所做的并不能为身处艾滋病中的人们带来直接的效果。效果也许是间接的，但只要有效果，我的工作就没有白做。

　　有人称我为勇士，我只能沉重地摇摇头，我不是。是被激起的责任感，让我坚持下来。这种责任感，每个人心中都该有。

　　我为什么关注艾滋病？

　　如果今天我关注的是乙肝、血吸虫病，或其他任何一种疾病，也许并不会引起人们这么大的关注。

　　为什么我会关注艾滋病？这是一个很偶然的原因。

　　事情要从我父亲去世说起。我读初中时，父亲因胃癌去世，我们家就陷入了困境。我从那时起经常交不起学费。为此即使中考成绩很好，我也不得不放弃读高中而选择中专。记得读中专的学费还是一位亲戚替我交的。

　　中专毕业后，我在一家媒体工作，偶然间得知，那笔学费居然是我的这位亲戚卖血凑来的。我大为震惊。因为当时我已经听说山西南部发现多例艾滋病，与卖血有关。第二天我立即返回山西老家，想证实这位亲戚是否感染了艾滋病。亲戚说他还没有去检测过，一则检测要花钱，二则他也害怕万一被检测出艾滋病后，又该怎么办。万幸的是，这位亲戚最终证明没有被感染上。

　　然而，就在那一次，我第一次亲眼看到了艾滋病人。我去儿时的邻居张老伯家，他的身体在2002年突然不行了，老伴也先他两年走了。根据症状，那正是艾滋病。我又走访了几户人家，都有艾滋病病人，他们的皮肤是铅紫色的，发亮，呕吐出黄绿色的液体。有的身体正在溃烂，几乎不成人形。我非常害怕，这曾是我熟悉的地方，熟悉的人，怎么会变成这样？

　　这给我的震撼太大了。书上不是一直说：艾滋病主要在西方发达国家及非洲；中国即使有，也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人数应该很少。可山西是内陆省份，我的老家更是个偏僻的乡村，怎么可能会出现艾滋病？可我亲眼所见的，3户人家就有6个艾滋病人——这，与我的所知相差太远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想搞清楚。

　　这就是我关注艾滋病人最原始的动力。除此以外，父亲早逝和媒体从业者的身份也是促使我调查的原因。父亲的去世使我对失去亲人的痛楚和磨难有切身体会，而每个艾滋病人的家人迟早会面临亲人的死亡，并且他们要残酷地看着自己的亲人一步步走向死亡。而如果没有在媒体从业的经历，我也许只会关注自己亲戚的生死，不会扩展至关注艾滋病问题的整体状况。

　　我看到了什么？

　　在一个沿路都是坟包的地方，村民见到艾滋病人不会跑。从最初恐惧到连艾滋病人坐过的凳子都要用开水反复烫，最后仍然扔掉，到今天却对艾滋病人“习以为常”。因为，当不少家庭都有一个艾滋病人时，谁还怕谁呢？

　　第一次我在村里转了一天也没有找到合适的采访对象。被问到的人要么顾虑重重，要么干脆否认。最后我付给一个人400元钱，他终于告诉我一位知情并愿意诉说的老者的电话。在另一个地方拍摄一个患艾滋病的孩子，他已经发病，全身都是红色的疹子。允许我为他拍照的条件是给他200元钱。我无意中摁到了闪光灯，照片没拍，灯先闪了。可他觉得这就算一次，我必须再支付200元拍一张。一些艾滋病人曾经有这样的陋习：逢外人就要钱，因为他们需要钱吃饭、治病，他们觉得他们没有卖淫、没有吸毒，却染上了这种病而遭到许多人的歧视，他们觉得全世界都对不起他们。

　　今天的在校大学生，饭吃不完倒掉是常有的事，我自己也倒过。可在有些地方，我们肯定倒不下手。在村里一个艾滋病患者的家，丈夫已经发病死了，妻子也发病了，只有一个年幼的儿子。吃什么？他们甚至连端口锅的力气都没有。“饭”都是孩子做的，在锅里只放清水和面，然后不停地煮，煮到成为固体，然后用勺子“砍”，挖出来吃，就这样吃一个星期。

　　去艾滋病人家里，如果你给他药，不管什么药，他抓来就吃。每天一大早，村里的艾滋病患者就会早早地到村卫生所，排队等着拿免费药物或挂针。村民说：“挂挂心里舒服点儿，不然心里难受。”这里几个医务人员，每天要面对几百名艾滋病患者。医生的工作就是不停地写处方，根本没时间对每一个病人诊断，只能挑症状重一点的看一看。有的时候，村民还会为看不上病、拿不到药打架。令人欣慰的是，如今就医秩序已大为改观。

　　按照村民们自己的统计，这个人口不到800人的自然村，多数青壮年染病，只有少数人幸免于艾滋病的魔爪。

　　谁让他们感染了艾滋病？

　　在一个内陆省份，相对封闭的山村，艾滋病何以会如此大规模地传播？

　　我所查阅的一些资料都说，传播途径以静脉吸毒传播为主，吸毒者占总数的七成，经性传播的不到一成。可我觉得情况不是这样，至少我看到的不是这样。绝大部分人是通过卖血感染的。

　　河南、山西等地并没有浙江这么富裕，一个县的收入有可能还抵不过浙江一个村，甚至一家企业。上世纪90年代初，一些农民找到了一条致富之路：卖血。卖一次400CC血，得40元至50元钱。这成为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按采血手册规定，最起码至少要隔半个月才能采一次血，可其实有的农民一天卖两次，有的恨不得一天卖5次。“我一年最低卖血300次，平均是一天一次，实际上一天抽两三针也是常有的。”村民阿勋说。他们村的卖血者总是凌晨两三点钟起来去排队卖血，“去得早的可以挂两个号，早上一个，下午一个。”有的人为了一天能卖两次，还得给组织卖血的“血头”送礼。

　　单纯卖血就会感染艾滋病？不是这样。如果正规采血，不会有任何危险。但问题在于北方一些地方在当年发展了所谓的“血浆经济”。于是，除了卫生站、医院、防疫站，与医疗卫生一点不相关的各种其他部门也开始介入，纷纷建立血站。未经批准的血站更是不计其数。有些人本来自己就是卖血者，赚到钱后，买辆拖拉机，放上用于采血的机器，走村入户“搜血”。

　　为了赢取暴利，他们千方百计降低成本，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医疗器械重复使用。而当时时兴的是“单采血浆”的卖血方式，比如抽800CC血，只要血浆，把分离后的400CC红细胞再回输到卖血者体内。村民们以为，这样既能收到钱，又不损伤身体。可以想像，在这“回输”的过程中，如果没有严格的消毒和安全保障，如果有一人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或患者，结果有多可怕？

　　值得庆幸的是，当地政府发现后立即坚决取缔血站。然而此前的很多卖血者已无法逃过一劫。

　　艾滋病“后遗症”怎么办?

　　在我看来，艾滋病带来的并不仅仅是死亡。

　　艾滋遗孤怎么办？农村地区孩子往往很多，有的家庭父母、爷爷奶奶都死了，剩下的好几个孩子，谁来养？近几年兴起了阳光家园，专门收养艾滋遗孤，可我去看过，这种集中抚养的方式并不是适合所有的孩子。他们曾亲眼目睹父母死亡，往往比较孤僻，他们更需要家庭式的抚养。

　　极少数患者产生了报复社会的心理，类似以扎“艾滋”针的方式来发泄自己的绝望情绪。

　　如果我告诉你，你身边有一位艾滋病患者，你会有何反应？我试验过。尽管大学生们对艾滋病的常识略知一二，可一旦听说，还是选择立即跳开。人们的骨子里依然没有改变“恐艾心理”。

　　其次，有些医务工作者也盲目害怕艾滋病。曾经有一位女艾滋病患者，到医院要求做子宫肌瘤手术，却没有一家医院敢收她。

　　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医生说过：艾滋病不可怕，可怕的是无知，包括艾滋病人，包括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