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几年，我已经回到杭州。一个年初三的中午，天正下大，一对老夫妇赶到我家里来，我一看，正是船老大的父母。我连忙把他们迎进家，说怎么找到我的？他们说问了很多地方，“李大哥，当初多亏你啊，这个家才撑下来，我们是特地来感谢的。”他们还带来一些土特产，和船老大一双儿女的照片——男孩出落成小伙子了，小女孩也成了大姑娘，颦笑之间，眉目有情。为老百姓做一点点事情，他们都会记得一辈子的。

　　学习文件，大家的讨论很认真，我只说一个具体问题。我把画了很多红杠杠的文件递给他看——那是一份关于处理干部违纪建房的文件

　　当干部，学文件是家常便饭。要说容易，学文件最容易；要说难，学文件也是最难的。

　　1989年的一天，我们县委五套班子一起学中共中央九号文件——关于关心群众生活。文件读了，每个人再谈体会，气氛热热闹闹，但我一言未发。

　　到下午，县委书记朝我看，我只好硬了头皮说：“大家谈得好，文件精神吃得透。我只说具体问题，是我在信访接待日碰到的：有个渔民，向某中层干部买房子，两万块钱迟交了两个月，后来交时，只收到一万六的收条。渔民说，还有四千呢？干部说：你迟还我了，四千算利息……渔民的那点钱，都是风里浪里拿性命换的，你是父母官，你问他要，他不敢不给你，但他心底里会怎么看？我是个挂职的，说了怕大家脸上不好看，怕影响团结，不说呢，又觉得对不起渔民。他来投诉的，我把他的话吃闷食了，没个交代，对不住他。”

　　我的一席话，让会议冷了场。大家都窃窃私语时，县委书记说，他要先与人大常委会主任核对一下，如果事情属实，要安排纪检人员调查处理。

　　这个干部不在县级领导班子里，但会议散了，我才回到办公室，那边他就一个电话摇过来，说要和我谈谈。我有点吃惊，吃惊的不是他要和我面对面谈，而是他算哪棵葱，竟然这么快就得到消息了。

　　把问题摊开，我觉得反而好，处理了案头工作，我就让他来。坐下了，递过茶水，我只问他一句话：为什么要那么做？

　　“我困难，”他一脸无辜地说，“当干部的，就那么点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