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房一连弄了好几套，困难吗？退一步说，困难了，就可以这样做？你是共产党员吗？”我连着问他，和颜悦色，但话的分量很重。后来我把画了很多红杠杠的文件递给他看——那是一份关于处理干部违纪建房的文件。

　　他不说话，我也不说话，我们就那么干坐着。后来，这个干部嗫嚅道：“我把钱退了，你不再追究我，好不好？”

　　我说好的。

　　这个干部回去之后，言既出，行必果，爽快地把钱退了，渔民隔日打电话来，对我千恩万谢的。我心里想，说感谢的应该是我们——感谢老百姓对我们干部的宽容和忍让。另外，这个干部的事我也不再提起，谁都会犯点小错误，揪住不放不是治病救人的态度。他其实人还可以，有责任心，各方面能力都很强——用官场里的话说是“上面捋得平、中间摆得平、下面踩得平”，他也确实为当地百姓干了不少实事。有了这点教训，我觉得于他的前途未必是坏事。

　　我口袋里揣着五十万的现金、四五百万的无息贷款，给张三给李四可以由我说了算。对于没有定性的人来说，干部是种危险的职业

　　“上帝要你灭亡，先要让你疯狂”，这是《圣经》上的话，用来说干部腐败也挺合适。以前说哪里有乌鸦，哪里就有腐败，现在乌鸦难觅，腐败的毒草则遍地开花——我的一个熟人，也是官场上的朋友，现在还蹲在乔司农场。

　　别人我不多说，我就举自己的例子。有一次，我负责分配科技无偿拨款和无息、低息贷款，到下面去考察，我口袋里就揣着五十万的现金、四五百万的无息贷款，给张三给李四可以由我说了算，要美言几句或者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我们事先也有定向，一个是国营的，还有一个是校办厂，前者35万拨款，后者则是15万。国营厂的，迎接我们的规格很高，排场很大，但我们了解后发现，这个厂的项目科技含量低，干部作风有点浮，前途不大。反倒是那个校办厂，条件虽然差——拉丝车间是猪栏改造的，但是干部工人乐观向上，虎虎有生气(他们不说身处猪栏，他们说自己的车间通风，地气足)。技术上，有上海交大校友帮助，开发的低银焊条，国家建设急需，科技含量也高，工艺完善后，可以为国家节约大量稀有金属。还没走出校办厂，我就对他们青睐有加了。

　　我端出自己的想法时，反对的人也有，说国营厂属系统内，校办厂属系统外，我怎么能胳膊肘往外拐？我说科技拨款是国家公帑，一分一厘都应用在刀口上，最后大家仍然是意见一致。

　　其间还有个小插曲：校办厂考察完已是傍晚，我们抽空在街上吃了炒粉干，厂里的酒宴就推辞了。这一辞可把厂干部急的，以为我们摆谱作翘，生拉活拽的，把我们的衣袖都要拉脱。后来我就跑到宴会厅，请他们把热菜退掉，冷盘带给学生吃。我带头在酒席上抓了支香蕉，说大家看到了，酒宴我吃过了，你们可以交差了！

　　不久之后，校办厂如愿以偿地拿到了科技项目款，不是15万，而是35万。厂领导感激涕零啊，一再说要来致谢，但我都拒绝了。在那样的情况下，如果有贪心，想卡点、拿点真是小菜一碟。

　　所以我说最危险的职业不是开车的，也不是救火的，而是当干部的。

　　挂职回来后，我去美国加州大学进修两年，后又担任某合资企业中方代表和党委书记。待遇不用说，上下班都是六缸奥迪接送，但我还是在55岁时连打四个报告，坚决要求退休。不少人很奇怪，说你这个位子，多少人烧高香求不到，你怎么说丢就丢？

　　其实他们不懂我的心，当干部太费神，牵涉的东西太多。孔子说，人上点年纪了，要“从心所欲”。退下来了，我可以玩摄影、锻炼身体、写散文，那是我一直没工夫享受的爱好。我拍的照片放大了挂起来，我写的文章在街道的宣传栏上发表，那就让我很高兴。还有，我能多陪陪家人，以前在外面风里雨里，对家人亏欠很多，如果还不补偿，必将追悔莫及。

　　有人辞官归故乡，有人漏夜赶考场，人各有志，功过是非，留与后人评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