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海变桑田七千年探索求真务实之路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滕复将记者带入了这样一幅历史画面：大约在7000年前，大海对浙江的最后一次入侵达到最高峰，浙江沿海平原的绝大部分区域成为一片汪洋。

　　很难想象，浙江先民是以怎样的意志，在这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创造“沧海桑田”的奇迹，在一片盐碱的滩涂和沼泽洼地上，逐渐开辟出可耕种的水田，开垦出富饶的平原。河姆渡等地的考古发掘表明，当时的越民族已经能够建造木结构房屋，在地势高燥处定居，并将生产方式由渔猎转为稻作农业。

　　“长期身处逆境的奋斗经历，让‘古浙江人’形成了独特的思想和品格。”滕复说，具有7000年悠久历史的浙江文化，深刻地展现了浙江人民独有的生命品质、价值观念和人文风采，其中，“求真、务实”是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中最重要和最有个性的部分。由于浙江先民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生存问题，他们必须吃苦耐劳、务实开拓，才能赢得生的希望。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何俊指出，求真务实、强调主体自觉的理性思维，不仅体现在浙江先民的生产实践中，而且集中反映在浙江学者的学术成就中。

　　早在东汉，王充就对当时散布虚妄迷信的谶纬之学、虚论惑众的经学之风，给予了严厉的批判。他提出“疾虚妄”、“重效验”，主张认识必须以事实为对象，同时以效验来证明，做到“订其真伪，辩其虚实”，使主观认识与客观事实相符合。

　　南宋时，浙中金华成了全国的学术中心。几次大的移民潮带来了大量的外来文化和思想，但浙江学者不迷信权威和经典，总是结合生活现实提出自己的观点，宏扬“求真、独立”的科学精神。

　　永嘉学派代表人物叶适曾说：“物之所在，道则在焉。”他指出，必须从具体事物中总结出规律和原则来。永康学派同样强调学术的目的在于经世致用，需要总结历史经验，探讨有关国计民生的实用之学。其代表人物陈亮就主张从实践的结果看待是非，判定能否，“人才以用而见其能够，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见其盈虚，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

　　明代，王阳明创立阳明心学，鼓励人们摆脱理学的束缚和教条的蒙昧性，主张知行合一，对主体精神和人的自我意识大加肯定，再次彰显了浙江精神中务实、自觉的理性。此后，黄宗羲以其朴素科学性和民主性的思想，成为明清之际思想解放的最重要代表。近代龚自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吁，马一浮“默然不语，其声如雷”的诤言，都可以看出浙江学人一以贯之的“求真务实”的文化基因。

　　“高帆斜挂夕阳色，忽橹不闻人语声。”南宋诗人陆游用诗歌记录了古代浙江人的实干精神，只见“忽橹”，“不闻人语”，正是反对空言说教、注重社会实践的生动体现。“低调行事，讲求实效”，源自先人不断的积累和申发，却让浙江人世代受益。

　　兼容与并蓄以开放心态应对创新挑战

　　何俊在访谈中指出，浙江历史文化的发展既是浙江人在独特的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下的传承与丰富，也是一个不断接受外来文化影响的过程。面对中原文化的强势影响，浙江人必须在开放的过程中学会与强者共舞，因此，自主创新历来是浙江文化界的一个重要命题。

　　滕复也认为，浙江精神中融入了大量中原文化的因子，但同时又保持浙江文化固有的特色，呈现“兼容并蓄”的特色。他告诉记者，浙江精神的开放性，不仅表现在“引进来”，更明显地表现在“走出去”。

　　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劣和人口压力的渐增，一部分古越族人顺着季风、沿着海流，向日本列岛和南洋列岛等地迁移，这就是《越绝书》中提到“内越”和“外越”的由来。越族数千年不断向外迁徙，使得包括中国南方在内的整个东亚和南亚，都受到古越文化的影响。

　　唐宋以后，浙江已然成为东亚文化的集散地。何俊介绍说，日本东京大学日前启动了一个计划历时5年、投入近1亿元人民币的项目，研究宋代以后宁波在东亚文化交流中起到的枢纽作用。这也说明，宋代以后，浙江精神是在开放式的环境中培育和发展起来的，对内吸纳内陆文化、对外吸纳海洋文化。

　　到了近代，浙江人的开放精神仍然让人印象深刻。上海甫一开埠，就有大量船员、木匠、洗衣工等来自宁波的劳务人员来到沪上。最为称道的就是奉帮裁缝，他们发奋图强，执上海服装业牛耳，做出了中国第一套西装和第一套中山装。

　　勇于“走出去”的精神，在早期是浙江人为改善生存环境而作出的现实选择，在后来则造就了浙江精神中日益浓厚的“兼容并蓄”的开放态度。众多的侨民、侨乡，使得浙江具有了更多利用“拿来主义”的机会。特别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为走南闯北的浙江人提供了创新创业的广阔舞台，让浙江经济发展写下了众多“全国第一”：发放个体工商执照、建设新型农民城、建设城镇专业市场……

　　历史启示我们，“开放创新”的文化因子，与“求真务实”一起，构成了当代浙江精神中最为核心的部分，这也是未来浙江社会能否成为中国自主创新能力最强地区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