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强而不失温和和谐精神映衬人生情怀

　　“哪里都有浙江人”，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浙江先人卧薪尝胆、励志奋发、“三过家门而不入”的自强精神得到发扬和继承，浙江人似乎从不为困难和逆境所折服。专家同时指出，浙江精神中具有自强而不失温和的文化因子，造就了和衷共济、天人合一、人我共生的人生情怀和精神品质。

　　总体而言，浙江在历史上一直属于社会较为稳定的地区，人们性情较为温和，善于接纳外来族群，注重社会共同体的建设。无论是历代西湖的疏浚，还是各地水利设施的建设，都反映出人们在建设社会共同体时的积极心态，政府和民间有着良好的互动。

　　何俊说，因地制宜是浙江人面对环境时的基本态度。历史上，长兴人就探索出建设实用小型堤坝的方法，既可以在洪水期间起到蓄洪作用，平时又可用于灌溉，村与村之间在水利设施的维护方面体现出良好的合作。这样的例子可谓俯拾皆是。

　　尤为难得的是，浙江历史上就具有贫富间相互扶持的传统，仁爱、和谐的氛围十分浓郁。世称“陶朱公”、被尊奉为中华商主的范蠡，在19年经商中三次赚得千金财富，并将之“分散于贫交疏困弟”，实现了“人富而仁义附”的境界。他的善举，可谓是浙商致力于慈善事业的发端。

　　滕复将浦江郑义门视为浙江精神中“和谐因子”的典型凝结点。郑氏家族合居共炊长达15世，历宋、元、明三朝，长达330余年，以孝义持家，名冠天下，“江南第一家”的美名持续至今，仍然是浙江人主张“人我共生”的典例。

　　浙江精神中蕴涵的人与环境、人与人和谐共存的文化因子，映衬出浙江人美丽的人生情怀。当我们观赏河姆渡原始艺术中驯服的猪羊、敏捷的飞鸟、颗粒饱满的稻穗、光辉夺目的太阳等纹饰、雕刻时，不难感受到先人热爱自然、赞美自然的情愫。白蛇传中人妖感人的爱情，梁祝故事里化蝶的美幻，无不是这种美好情愫的民间表达。这种情怀，也将成为我们进一步建设和谐社会的文化动因。

　　义与利双行历史积淀启迪诚信浙江

　　“以人为本，注重民生”的文化因子，使得浙江素来具有重商的氛围。由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通过发展商业来改善百姓的生活品质被浙江人看作社会和谐、国家安定的不拔之基。

　　东汉的《越绝书》记载，越王询问国策时，计然建议让多余的粮食流通起来，让商家得利，从而实现富民强兵，由此产生了最早的“农商并举”的思想萌芽。先秦这种“农末俱利”的观点，后来演变为黄宗羲“工商皆本”的思想，对于冲破儒家重农轻商的迂腐价值观起到了重要作用。

　　何俊告诉记者，虽然浙江的商业文化十分发达，但是浙江学者强调“义利双行”，浙江精神中“诚信”的文化因子向来就很丰富。

　　专家指出，永康、永嘉学派尚功利，崇事功，但并不是就功利论功利，就事功而言事功。他们所谓的“功”，既指治国安民的实际功效，又指与“立德、立言”并列的“立功”的人生价值旨归。提出“义利双行”的永康学派代表人物陈亮，曾痛斥精于盘算、惟利是图的策士谋臣，强调其所追求的“利”，是“立国本”和“活民命”的利，他所企慕的事业，是合乎“天道人心”和“举而措之天下之民”的事业。

　　在“义利双行”的价值旨归中，历代浙江商人建立起了讲义守信的朴素诚信观。先秦的“陶朱公”范蠡就信奉“务完物，无息币”和“无敢居奇”、“正心求也”，也就是货物要保证质量，不囤积居奇，经商获利，要取之有道，取之有度。

　　至今仍是国药老字号的胡庆余堂，自建立起就奉行“戒欺”的经营理念和商业伦理，主张“采办务真”、“真不二欺”。其创办者胡雪岩奉行诚信经商的道德准则，认为“有诚信便能立世，无诚信则会失世”。

　　同样，曾创下50个“全国第一”的“宁波帮”企业家，产生过俗称“四象八牛七十二金黄狗”工商巨子的湖州商人，之所以能取得骄人业绩，也是因为秉承了浙江精神中“诚信”的文化基因。这种基因经过世代的历史积累，已经对现代诚信社会的构建，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回顾，是为了更深远地启迪未来。在探寻“浙江精神”的文化因子及其历史传承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浙江精神以她那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博大胸怀，不断地处于丰富和发展之中。惟有将其视为一种具有历史渊源的活力所在，我们才能自然而然地对浙江精神进行审视和充实，促使其不断发展，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