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怕，生怕他不要我。他批评我，我哭了”

　　“2000年，我接到一个美国来的电话，说是想跟我读博士。我当时简单地问了问他的情况。知道他已经67岁了。从来没有年纪这么大的学生来做博士的。别说中国规定45岁以上就不能报考博士，就是老外也没听说过。就告诉他，这事儿似乎不太可能。心里想着，这美国人吧还真有点异想天开！”田正平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回忆道。可是出乎他意料的是，2001年9月，一个有些苍老的洋面孔推开了他的办公室，恭恭敬敬地叫他“田教授！”。

　　这下，田教授愣在原地，还真来了！

　　原来，雷文受“高人”指点，写了封信给教育部，建议中国取消年龄歧视，既然考大学都可以不受年龄限制，为什么读博士不行？教育部特批他入学。

　　学是入了，但是做博士的标准达不到可不行。

　　“田老师，我怕！”尽管博士毕业证书已拿到了手，论文答辩也通过了，可是提起比自己小十二岁的田老师，他还是一个“怕”字——当初是怕田教授不肯收，后来是怕达不到田老师的要求，怕达不到博士学习的要求，学到一半就灰溜溜地走人。

　　这个“怕”字不无道理。

　　“当初他来学习吧，我就担心他博士读不出来。一开始，布置了几次作业。交上来一看，我就叫苦了。雷文原来毕竟从事的是公务员工作，学术训练有所欠缺。交上来的不像个博士生的论文。论文缺乏学术规范。文章内容也像电影蒙太奇。上段还写1890年，下段就是2002年了。”田教授苦笑着说。

　　更让田教授挠头的还有，雷文的汉语水平。他汉语阅读的能力不高，看不懂中文的文献，更看不懂文言文献。田教授的专长为日语而非英语，两个人交流都存在困难。

　　怎么办呢？雷文一方面加紧汉语学习，一方面找到了学习的“左臂右膀”。上课时，博士生同学郭怡英文不错，就由郭怡记英文笔记，雷文抄。讨论时，同学尽量用英文，由郭怡作翻译充当老师与他之间的桥梁。对于文献阅读，除了中国朋友帮忙外，田正平尽量指定了最最基本需要了解的书目，由一个叫周丹的职业翻译帮助他翻成英文。

　　“像论文，我改完了，给周丹，周丹翻译成英文给他，他修改后，再传给周丹。没有三四个月一轮修改根本不能完成”。这样的学习特别费劲。

　　“指导他，比指导三四个博士生还吃力。有好几次都想放弃了。可是着实为他的精神所感动，心里不忍。你说一个美国老人，年纪这么大。不为名不为利，不远万里来中国读书。态度还特别诚恳，你说怎么改，要找什么资料，他都马上按你的要求去做。有时，我忍不住和其他中国学生感叹，你们真该有这种精神！”

　　雷文承认，自己也有想放弃的时候，“实在是难，达不到田老师的要求，他也会批评我。……我哭了！”雷文做了个揉眼睛的动作。可事实上这个被他夫人称为“目标倾向”的男人，并没有真正放弃过。他按照导师的要求，跑遍了美国纽约的许多图书馆，查阅中美教育交流的文献，努力地阅读、研究。由于整天想着毕业论文，他都有些神经质了。有时晚上睡觉了，还会因为有了个新想法，而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抓过纸笔，匆匆写下来。在田老师以及许许多多中国朋友的帮助下，他终于写成了一篇得到各方首肯的论文。

　　“八遍，整整改了八遍！”他举起手做了个中国式的“八”的手势。

　　“像中国人？可能是中国饭吃多了，茶喝多了”

　　久居中国，朋友们都说，雷文变得很“中国”了。比如当初，读博士遇到困难，他晓得“告御状”，真得就梦想成真了；再比如，领导长辈说话要鼓掌，也学会了；过年了，寄朋友们的是大红喜庆的、放着鞭炮的春节贺卡而不是圣诞卡。朋友的孩子们会收到一只典型的中国红包。“哦，只是意思一下。”雷文用汉语又不好意思又得意地说。他看越剧《陆游与唐婉》，一个词“喜欢”。不是因为服装漂亮，曲调悠扬，而是认识到“这样的爱情悲剧都是封建专制的结果。那个婆婆太专制”。

　　朋友们说，他特别理解中国人的行为方式。

　　“像中国人？可能是中国饭吃多了，中国茶，龙井茶喝多了。”他不无幽默地说。在雷文眼里，中国人都特别友善“思想开放宽容，没有种族、宗教的歧视”。

　　中国人似乎喜欢拿“是否会用筷子”来衡量一个外国人“中国化”的标准。这对雷文来说根本不成问题。在纽约，他就住在离中国城很近的一座公寓里。公寓里住着不少中国人，电梯间里两个中国人说话，忽然身边的老外雷文冷不丁地冒出一句中文。别人那个吃惊呀“他们以为我什么都听懂了！”

　　虽然不是什么都懂，可他懂的也算不简单了。孔夫子、严复都是他心仪的对象。在他眼里，“严复是真正了解西方的中国人！”最伟大的是孔子啦！“因为他的思想，他作为一个教育家的风范！”

　　到西安碑林去拜孔庙。雷文学着中国人的方式，虔诚地双膝跪地，双手合十，郑重地磕了三个头。他特别认同的就是中国文化中传承久远的“尊师重教”。

　　在中国，他深深体会到从事教育工作的乐趣。“中国学生都非常尊敬老师。有一年冬天非常冷，冷得人都不愿将手从衣袋里拿出来。一次我掉了一张纸片在地上，一位中国学生帮我捡起纸片并递给我。”他甚至断言：“如果你要想成为一个赚钱很多的老师，就去美国；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受尊敬的老师，就要来中国。”

　　所以，在他的人生计划里，下一步要做的事还是与教育交流有关。他希望与纽约一些大学联系，促成教授访华，与浙江大学的师生建立互访。他准备去贵州，因为那里有一个美国基金支持的教育项目。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考察报告，为当地争取更多的资源。他还要将许多时间花在对外英语教学上，因为美国有那么多的新移民，需要提高英语水平，了解美国文化，“我的许多学生都是中国人，或者中国人的孩子！我们能够彼此交流。”

　　意志，一个普通美国老人用他的心和行动，让我们看到了这两个字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