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庶族地主，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养尊处优生活，让他们远离家乡，到穷乡僻壤天寒地冻的地方去充军，不会允许带着仆人丫环几房夫人姨太太，这样做岂不要了他们的性命？事实上也等于要他们的命，因为充军就免不了打仗，打仗就会有牺牲。当时南北对立，战事频繁，人家敌人并不知道对手是南朝地主，家里有钱，况且即便知道了也不会刀下留情，饶他性命，因为各为其主，你死我活，战场上容不得一丁点儿犹豫和软心肠。

　　于是，检籍带来的不满，能量积聚到了齐武帝永明三年，公元485年，浙江就爆发了唐寓之起义。

　　史载，唐寓之是浙江富阳人，其祖父和父亲都是风水先生。风水迷信到今天还有，并且近年来大有复兴和正名的势头。谁家要建新宅买新房，谁家死了人想找一块好坟地埋葬，哪个官员的家里物品怎么布置，办公桌和办公用品如何摆放，诸如此类的众多事项，都有一定的讲究，都是风水先生大显身手的机会。

　　浙江富人多，因而唐寓之的祖父和父亲通过看风水进行原始资本积累，生活也相当富裕。可检籍官想以权谋私，借机敲诈勒索，在清查户口的时候，硬说他家的户籍有问题，要把唐寓之捉走充军。这种以手中权力牟取私利，给人颜色看，公报私仇的鸟事，几千年来绵延不绝，至今仍然蔚然成风。

　　想必唐寓之肯定是个血性男儿，对检籍官的诬陷气愤至极。他也颇有政治头脑，耳闻目睹各地反对检籍的人越来越多，到处都有老百姓与检籍官发生冲突的事件，于是决定因势利导，登高一呼，啸集大众，发动一场反检籍的群众起义。

　　历代农民起义都有拿迷信和宗教说事儿的传统，这也难怪，因为农民群众都好这个，要想把他们聚拢到一起，当然得投其所好了。唐寓之明白这一点，正好发挥其家传风水特长，到处宣扬自己家的祖坟风水好，有帝王之气，子孙称王道帝不在话下。他还使出当年陈胜吴广闹革命的绝招儿，所不同的是陈吴是在鱼肚子里藏绸子，加上鬼火狐狸叫，而唐寓之有过之而无不及，偷偷让人铸了一颗金印，说是在山上捡到的，证明他能做王。

　　这些宣传“造势”工作很有成效，一下子就聚集了四百多人，在新城(今之浙江新登县东)举旗起义。还有三万多因户籍问题被罚充军正恋恋不舍老婆孩子尚未踏上不归路的人们，也闻风前来投奔。从起义队伍的成分来看，既有地主，又有农民，但主要是那些假冒士族、和尚道士的庶族地主，因此称其为“富人起义”倒也恰如其分。

　　说到这里，联想到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说过的一番语重心长的话：“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这段话确实很经典，直白地道出了新闻宣传对政权存亡的至关重要作用。作为执政党，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对新闻舆论宣传怎么重视都不过分。

　　对了，还需要补充一句：唐寓之起义，选择的时机也挺好，利用会稽太守王敬则去朝拜皇帝、不在任上的空档儿。

　　起义发动了，历史背景也讲清了，剩下的故事就没有多大意思了，长话短说即可。

　　起义军先攻下富阳城，第二年春天破袭桐庐(今浙江桐庐县西)，相继占领钱塘(今浙江杭州)、盐官(今浙江海宁县西南)、诸暨、余杭。还分兵进击，一支部队攻袭了东阳郡(今浙江金华)，杀了齐武帝的族叔东阳太守萧崇之；另一支部队攻取山阴，势如破竹，直打到曹娥江。可惜的是，唐寓之“小富即安”思想太严重，过早满足于已有的胜利，自以为大事已成，便匆忙在钱塘称帝,设置文武百官，建立了吴政权。那厢齐武帝眼见地方军队节节败退，不得已派出数千禁卫军上阵。经过激烈战斗，唐寓之被俘牺牲，起义归于失败。

　　正像延安时期黄炎培与毛泽东对聊的那样：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本就是置于死地而后生的一帮乌合之众，没有足够崇高的理想追求，到头来还是脱不了王侯将相的窠臼，于是在官军的死命围剿之下，只消三两年时间就风流云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