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人治村”、“能人办厂”，曾经作为浙江宁波农村“发达致富”的一大经验。然而，在社会不断进步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的今天，“能人经济”暴露了不少弊端。近年来，这个市把加强基层民主作为当前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使广大农民告别“能人时代”，在自治、管理自己的各项事务中，真正拥有知情权、决策权和监督权，保障切身利益，“心齐气顺”奔小康。

　　不“靠人”“靠制度”

　　鄞州区邱二村党委书记、党的十四大代表陈银儿，上世纪90年代初曾是中国农村绿色革命的一面旗帜。由于缺乏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陈银儿私欲膨胀，独断专行，一手遮天，最终栽入贪污犯罪的泥坑。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群众的民主意识日益觉醒，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实现物质、政治、精神三个文明协调发展，已成为宁波当前的重要课题。

　　仇毕村是宁波远近闻名的经济强村，他们村办的现代建材装潢市场，一年经营额达5亿元，上交国家税收逾3000万元，还安排了200多名村民就业，村里的各项事业红红火火。人们可能会认为，村民们该高兴满意了，但是，对于前些年少数村干部作风不民主、办事不透明的做法，村民们还是有意见。村民仇国定说，以往村里有工程项目、修路建房什么的，都是某些村干部说了算。村书记开了一家饭店，干部们为迎合书记，常常借故到这家饭店接待客人，回来报销就是一路绿灯。群众对此意见很大。

　　现任村党委书记余世良说，新班子上任后，针对村民意见，我们大力推行民主管理村务公开，明确规定，凡村里的集体投资、基本建设等重大事项，都要由村两委会提交村民大会讨论后再作决定，一万元以上的工程项目要公开招标。现在村民积极性很高，会去工地现场督工；村里建水泥路，村民会拿着钢皮尺去测量厚度，生怕承包商偷工减料。

　　明伦村以前总是闹矛盾，干群不团结。有一次村里发生纠纷，情绪激动的村民把当时村支书的手指拗断了。1997年史松良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后，从解决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着手，很快扭转了局面。史松良说，村里与阿育王寺合作有一块公墓地，效益很不错。但多年来参与公墓经营管理的，多半是村干部的家属亲戚，村民们有意见，我们解散了原来的人员，通过民主公开方式，对村里就业有困难的家庭，以一户出一人为限，组成160多人的墓地经营公司，市场越做越大，平均每人年收入在12000元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