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盲】

　　用儿童读物“敲门”

　　与其说金岭村是一个村，倒不如说是一个别墅群贴切：村里几乎都是清一色的4层楼房，平整光洁的村道上不时飞驰过一辆豪华轿车，村里健身设施门类众多，器材数量丝毫不输给杭城的一般住宅小区，因为天气热，村子里很少见到行人。

　　有资料显示，只有1000多人的金岭村是阮市镇的首富村，该村的外来人口已经超过本地人口，村经济以五金加工业为支柱产业，年工业产值4.5亿元，人均年收入近2万元，村里60%的农户都拥有轿车。

　　44岁的何水四是该村的“村两委”的班子成员，按照他的话说“相当于副村长吧”，他和章伟乔搭档有些年头了，提起章和他的“儒学治村”，这位仅有初中文化的村干部坦言： “儒学我还真不知道是什么，但我想肯定是好东西。”

　　对这种情形，章伟乔并不十分担忧。他说：“我提出来的时候，很多人是很迷惘。我相信，只要深入推广，过些日子，他们就能慢慢了解其中的意思。”

　　村民广场位于村委会办公楼前，广场边颇豪华的灯箱在骄阳的照射下熠熠生辉。“做该做的事是智慧，做不该做的事情是愚昧”，记者问起这句话取意儒家思想的哪句话时，何水四答不上来：“像我这个年纪，读高中的都蛮少，大家都不太懂。”这时，旁边一位年轻人插言道：“这句话取意儒家的精髓‘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

　　村委会办公楼的一楼是村民活动室，村民们光着膀子搓着麻将，部分老人在活动室里看着电视，提起儒家学说，所知者甚少，一些村民甚至无法用普通话与记者正常交流。

　　记者向章伟乔描述所见所闻，章频频点头，显然熟知村民文化程度。他表示自己的观点：“村里人上了年纪的人大多只念过初中，有的甚至是文盲，但儒学与文化程度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有信心。”

　　说归说，但以什么样的形式体现“儒家思想治村”，一直是章伟乔思考的问题。

　　他开始了实施扫除村里“儒盲”的步骤。先是从网上订购了一批儒学格言的儿童读物。“我给村民发一些儿童读物，书上的儒学都是经典格言，有简单明了的注释，儿童读书需要父母帮助。父母在讲故事，儿童在听故事的同时都初步领会了儒学的一些格言，也能不自觉地拿格言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对话】

　　成败与否有待时间

　　章伟乔“儒学治村”的实验很快就传遍了省内外。浙江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张家成副教授如此总结：“我希望儒学能拯救当前在某些地方发生的道德危机，但我对‘儒学治村’能否成功充满忧虑，‘儒学治村’说起来容易，实施起来确实很难。”

　　章伟乔却另有想法，他充满信心向村民承诺：“我们的目标是，通过3至5年的宣传、教育、实践等活动，使我们对儒家文化优秀传统逐步认识到家喻户晓直到深入人心，使之成为金岭人民的行动指南，并开始体现在村民的自觉行动中，最终合力建设一个和谐繁荣发达的新金岭。”但他觉得“儒学治村”这个提法欠妥，但又找不出合适的词来替代，他甚至不愿意和任何媒体见面谈论这个话题，记者也是“磨”了几次后才见到章伟乔的。

　　张教授认为“儒学治村”的出现并非偶然：“国学热已经成为一个潮流，读经背书成为又一个学习热点。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种不合常规的现象纷纷出现，比如救人要收钱，比如见义勇为被叫傻瓜等，这就是所谓的道德危机。儒家学说中很多思想恰恰能拯救这些道德危机。道德是一个永恒的问题，儒家学说的推广确实能遏制犯罪、能和谐乡里。”

　　章伟乔对此举双手赞成：“这就是我的目的，也是我对儒学的理解。”

　　儒家治村会不会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张教授认为，“儒家学说要求为商者守法诚信经营，不要昧良心赚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儒家学说能促进经济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

　　章伟乔认为，他的工厂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在努力，虽然目前还不是很完美，也会遭人诟病。

　　儒学治村如何得以顺利实施，张教授认为必须有一个好的领头雁：“就儒学治村来说，它需要带头人有权威，有感召力，队伍也要有凝聚力、向心力，当然也要得到上级政府的默许与支持。但我认为把一个村寄托在一个人身上是有风险的，这也是儒学难以推广的一个方面。”

　　对于学者的诘问，章伟乔显得有些激动：“我尊崇的是优秀的儒家学说，儒家的这种等级观，我是不赞成的，所以我不会搞权威主义，我要和村民平等共处。”

　　张教授对儒家文化的不足也作了阐述：“儒家学说的某些观点与今天的法律是有违背的，与我们提倡法治浙江还是略微有冲突的，需要在实施过程中有细节上的变化。”

　　章伟乔坦言：“我对儒学的理解也只是皮毛，不像学者那么深。我弘扬儒学之精华并不与法律相背离。前段日子，我就给村民发有关法律的小册子，进行了普法宣传。”

　　“我很累，根本就不想炒作。我只想做自己的事情，这事被搞得沸沸扬扬不是我的初衷。”章伟乔最后向记者说出自己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