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看病便宜了，服务站的收入也在增长

　　吴伟明拿出了8月8日上午开的处方单子。一共17位病人，最贵的处方80元，最便宜的只有9元。

　　郑凤香老人因为发烧在服务站输液两次，医药费分别是：8月7日，应收47元，参加农医保减免9.40元，实收37.6元；8月8日，应收76元，减免15.2元，实收60.8元。老太太因为不识字，在病人确认栏里按上了红红的手指印。

　　“参加了农医保的病人，服务站当场减免医药费。”顾描华说，“ ‘20分钟医疗圈’的另一个目的，是要让农民看得起病。”

　　吴伟明说：“像刚才出诊的肺癌晚期病人，如果住院治疗，一天要花费两三百元。她家经济困难，又没有参加农医保，承担不起这么高的费用，在我们这里，我隔几天去看她一次，给她消消炎、输能量，每次用药只要四五十元钱。”

　　从病人家里出来，邻居们跟吴伟明聊了起来。今年68岁的李洪贵说：“服务站好啊，第一好是他出诊不收出诊费，随叫随到。以前医生出诊都要出诊费，近一点的五元，远一点十几元。第二个好，是伟明用药实惠，十多元到五十多元，不是给你一百两百地用，用得效果也好。”

　　还有些病人，即使在服务站看病也拿不出医药费。“欠得最久的快一年半了。”吴伟明拿出两叠厚厚的药方单子，上面的日期有早有晚，“这些都是欠了医药费的病人，总额有4000多元。”

　　他很理解村民欠医药费的难处，“农民收入不稳定，生病又不会等到刚好有钱。来看病的都是乡里乡亲，总要互相信任。如果农村看病不让欠了，谁还愿意来呢？”

　　年终结算时，服务站按比例将部分营业收入上交镇中心医院。欠款并不扣除，同样计入全年营业收入。“换句话说，欠款是由我个人垫的。”吴伟明说，“等到农民有收成了，或者老人的孩子带钱回来了再结算。”

　　这样的理解和信任，让责任医生和农民们多了份乡情。除了来看病，村民们总会不时地给吴伟明送点自家种的新鲜蔬菜。村民也不会故意拖欠医药费，一有钱了就来还，“前年我在寺前卫生院工作，只有一个欠款病人没来还，其余都结清了。”

　　良好的医患关系让来服务站看病的村民越来越多。郑凤香老太太说：“前几天，听说这里的医生要到高迁村去了，我急死了。后来才弄明白，原来医生是住在高迁，不把医院搬走，这样我就放心了。”

　　吴伟明说：“跟原先的卫生院相比，下塘服务站的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今年7月的营业额1.5万元左右，年营业收入近20万元。我每个月的工资收入也涨了，一般每月能拿到1700元。”

　　同样的改善也发生在偏远山区的卫生服务站。顾描华给出了一组数据：前身是乡卫生院的广度乡水口社区卫生服务站，虽然地理位置偏僻，居民人数不多，但因为方便农民看病，平均每月业务量上涨30%。2006年上半年，全县乡镇卫生院医疗业务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28.7%。

　　“人人识医生，医生识人人”

　　“门诊和出诊，有时需要协调。”吴伟明说。

　　下塘卫生服务站虽然配有5名责任医生，但是门诊和出诊的医生都是吴伟明，他是唯一长期驻扎在下塘社区服务站的责任医生。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责任医生制度是“20分钟医疗圈”的一个核心。

　　去年，全县除中心卫生院外，17家乡镇(地名)卫生院的医疗业务收入只有585.66万元；绝大多数卫生院职工年人均收入不足1万元。

　　“这样的收入状况，不要说做公共卫生工作，就是做好本职工作都难。”仙居县卫生局农村公共卫生工作办公室主任戴青林分析说，原先的乡镇卫生院人员素质低，服务意识淡薄，服务模式单一；医疗设施设备陈旧，医治水平差；医患关系较紧张。这些问题造成了卫生院医疗业务收入少，效益差，职工收入低，并形成恶性循环。

　　建立“20分钟医疗圈”后，按1500至2000人口配备一名社区责任医生，仙居全县农村配备了296名责任医生。

　　在白塔镇现有的60名责任医生中，大部分是镇中心医院的职工。上到院长，下到职工，只要拥有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及以上人员，都是责任医生；但每个服务站长期驻扎的责任医生只有一名。

　　“镇上的医生资源有限，有点捉襟见肘。小地方，医生太少了。”白塔中心医院副院长周伟能显得有些无奈，“让医院的医生当社区服务站的责任医生，两方面兼顾，才能把有限的资源充分利用起来。”

　　但是，不管是在哪里上班，所有的责任医生每个月进村入户的次数不得少于7次，每户农民都要走访到，每次下村情况都必须记录在案。

　　“人人识医生，医生识人人”，这是对责任医生们的基本要求。每个村有多少个0-7岁儿童、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肿瘤病人、孕产妇……甚至多少个理发店、餐饮店等，所有数据都由责任医生统计和更新。这些数据，是责任医生开展工作的重要依据。

　　“比如，每月25、26、27、28日是给0-7岁儿童预防接种的日子。每个月的23和24日，我就要到村里通知相应年龄段的孩子，让他们在规定的时间到镇医院来接种。”周伟能说，“如果出现该来没来的情况，29日我就再到村里，问清没来接种的原因。7月份塘上村就有两个孩子没来接种，一个是因为发烧，还有一个是外出了。”

　　“一些高血压等慢性病人，我们每月随访至少2次，给他们量血压，进行饮食、生活健康指导。”这些情况都得一一记录，并且月月如此。周伟能说：“我只能利用周末和晚上的时间进村入户，白天医院太忙，走不开。”

　　对责任医生来说，考核他们的共有开展疾病预防、卫生监督、妇幼保健、农村医保、基本医疗等5项内容。

　　这些工作，又被细化为三大类12项指标，每月底各乡镇中心医院对所有责任医生进行一次考核。县卫生局在年中和年末对责任医生和服务站的整体情况进行两次考核。考核结果同专项资金划拨、年终评比及奖金发放挂钩。

　　“这些考核，与责任医生的经济收入直接挂钩，”戴青林说，“做得好的，有奖金；做得差的，要倒扣。”

　　考核与激励的结果是，今年1至7月份，农村社区责任医生进村入户率达80%以上；为13万户农民家庭建立了健康档案，建档率已达95%。“其实，老百姓要求不高的，只要我们多去看看他们，关心他们一下，就很高兴了。”这大半年下来，周伟能对责任医生的工作深有感触，

　　“只有跟村民建立真感情，跟他们打成一片，我们的工作才能做到位，老百姓才能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