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长征胜利70年了。

　　1934年10月的赣南，一支濒临绝境的队伍从于都河边出发，迈开双脚，历经艰险，在重兵追堵中一走两万五千里，走到陕北，走向民族救亡前线，走出中国革命新局面。

　　无论当时还是今天，这个历程都被许多人当作一个“谜”。

　　是什么让这支队伍一次次从近乎毁灭的打击中转危为安？是什么照耀两万五千里的漫漫征程，将一段千难万险的艰辛路途，化为地球上最绚烂的红飘带？

　　为着这个谜，70年来探询者不绝。20世纪30年代，无数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奔向黄土高坡，宝塔山下聚集起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1936年，年轻的美国记者斯诺怀揣80多个问号走进陕北，让世界知道了《红星照耀中国》；48年后，他的同行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再次寻访那个“前所未闻的故事”；21世纪的今天，一批批中国青年沿着红色之旅叩问往昔风雨。

　　长征是什么？它究竟蕴藏着什么样的伟力与真谛？作为后人，我们又该如何与70年前的那次伟大征程对话？

　　(二)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是二十世纪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壮丽史诗。

　　长征的起步，并非高歌猛进而是被迫突围。它是在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最紧迫的任务、中国面临民族危亡的情况下发生的；它是在国民党当局对苏区进行大规模“围剿”，党内出现严重“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面临生死存亡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发生的。

　　当时的舆论认为，“国共胜负已成定局，红军已是死路一条”。国民党也认定红军“流徙千里，四面受制，下山猛虎，不难就擒”。长征就是这样一个“把活路堵死、向死路求生”的生死抉择，而红军就是在去向渺茫的“绝路”上获得了新生。

　　这是民族精神史上的不朽丰碑，是坚强意志、革命勇气的传奇。悬殊的敌我力量、恶劣的自然环境、严峻的党内斗争，历史将三重考验一古脑抛给这支年轻的队伍。天上每日几十架敌机侦察轰炸，地上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峡谷激流，雪山沼泽，鸟飞不下，兽铤亡群；教条主义桎梏，分裂主义挑衅。两万五千里，步步是险境、处处关生死，红军在难以想象的艰险中克关夺隘，绝处求生。

　　这是世界战争史上的伟大壮举，是以弱胜强、挑战极限的奇迹。《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作者罗列了一些自己都难以置信的数字：中央红军在367天的长征中，进行了300余次战斗，平均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战。两万五千里路程上，只休息了44天，日均行军74里……各路红军跋山涉水、爬冰卧雪、草根果腹、皮带充饥，血战湘江、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转战乌蒙山、强渡嘉陵江、激战独树镇……十多万红军指战员血洒征途，前赴后继，汇成一股势不可当的铁流。

　　目睹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艰苦卓绝和惊天逆转，甚至连敌人都不得不感佩。1936年10月，红军长征三大主力会师陕北，蒋介石喟然长叹：“六载含辛，未竟全功。”

　　毛泽东同志豪迈地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

　　(三)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的胜利并非偶然。

　　回望长征，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长征不仅是一次人类精神和意志的伟大远征，也是一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优秀儿女寻求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它与我们愈挫愈奋的民族精神一脉相承，与中华民族追求独立自主的世纪梦想紧相伴随。

　　当数万红军踏上征途，近代中国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口。中华民族既有亡国灭种的深忧，更有山河破碎的巨痛。此前，多少仁人志士苦苦探寻救国之路，龚自珍泣血呼号，谭嗣同慷慨喋血，孙中山不懈求索，终究壮志难酬。面对民族独立和强国富民两大历史任务，需要一种力量带领中国人民，担负救亡图存的使命，开启民族振兴的纪元。

　　对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的深切忧患和责任担当，使中国共产党人激发出惊天动地的力量，长征路上挺起了民族的脊梁。将一次危机四伏的被动撤退，变为一个开创革命新局面的起点；将一场由“左”倾错误导致的战略转移，变成一次向抗日前线的英勇进军；将一段险象环生的艰难跋涉，变成一曲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