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文育人的文化发展：弘扬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促进文化与经济的紧密融合，进一步增强综合竞争的软实力

　　坚持科学理论武装，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增强先进文化的凝聚力。浙江省委以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和六中全会精神为主线，以各级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为龙头，积极推进浙江各项工作。主要表现为：努力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转化为发展思路，转化为具体行动，转化为实际效果，把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升华为理论，用理论创新成果推动浙江的进一步发展，实现理论与实际工作的相互推动、相互促进。高度重视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实施重点基础理论研究、重大现实课题研究、重点研究基地建设、优秀人才培养和优秀成果生产、重点社科活动等“五个一批”工程，激发其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支撑的活力。努力提高新闻宣传水平，营造“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良好氛围，为文化大省建设提供舆论支持。以“双建设、双整治”为抓手，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大力推进廉政文化建设，提高干部队伍的从政素质。深入研究浙江现象，充实完善浙江经验，弘扬“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将中华民族精神与浙江地域优秀文化有机结合起来，用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引领人民、鼓舞干劲。

　　制定“2+3+4+8”文化发展新战略，动员各种文化资源发展大文化。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过程中走在前列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2005年7月，浙江省委通过了《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决定》的主体精神，就是要实施“2+3+4+8战略”。“2”指“两大战略”，即科教兴省和人才强省。“3”指“三个力”，即增强先进文化的凝聚力、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提高社会公共服务能力。“4”指加快建设“四个强省”，即建设教育强省、科技强省、卫生强省、体育强省。“8”指实施“八项工程”，即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这一大文化发展的新思路，集中体现了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进一步明确文化大省建设的目标任务和政府在相关领域的公共服务职责。随着《决定》的贯彻和落实，浙江文化大省建设正在向新的纵深方向发展。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壮大文化产业，增强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活力。浙江紧紧抓住作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省的有利时机，初步形成了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大省建设相互促进、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联动发展的良好局面。以编制《浙江省文化建设“四个一批”规划》、出台《关于支持省级国有文化单位改革试点和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实行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等为突破，推进宏观管理体制改革，逐步形成“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新体制。在微观运行机制方面，以“转出一批、改出一批、放出一批、扶出一批”的思路，培育出一大批具有活力和竞争力的文化市场主体。非经营性文化单位重在内部机制改革；部分经营性国有文化单位实行转企改制，有条件的则改造为多元投资主体；新闻宣传媒体将其中的经营业务实行剥离，组建独立的运营公司。为增强文化自身发展的实力和竞争力，浙江积极推进文化产业的发展，鼓励民间资本在政策许可范围内进入文化领域，大力培育民营文化企业，以增强文化发展的潜力和综合效益。据统计，全省共有民营文化企业4万余家，涉及影视、印刷、演艺娱乐、艺术品经营、旅游、广告、会展等10个行业，投资总规模达到230亿元以上，从业人员50余万人。

　　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着力构建公共文化服务新体系。为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和文化权益，浙江不断增加文化建设投入力度，大力扶持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改革内部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创新政府采购公共文化产品、百姓享受免费文化大餐等载体，不断丰富文化共建活动。统筹城乡文化发展，将工作重心下移于基层特别是农村文化建设，以“面向基层、面向群众”的大众情怀，推进基层文化网络的构建；以完善15年普及教育体系、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继续抓好高教园区和重点学科建设、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加快引进大院名校等国内外优质科技资源、加强科普工作、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大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等为抓手，促进教科卫体各项事业的综合发展，全面提升全民的整体素质和文明程度。

　　积极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增强浙江文化在国内外的影响力。积极发展省际和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在交流与合作中，提升了国有文化集团、民营龙头文化企业的知名度和文化产品、文化品牌的市场竞争力，形成了政府导向明确、社会各界通力合作的对外文化艺术传播格局。2004年8月《关于加强长三角文化合作的协议》的签署，标志着江苏、浙江、上海共建长三角现代文化圈的努力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目前这一合作已取得明显成效。而浙江文化产品近年来不断打入国际市场的发展势头和出口比例的持续增加，更显示出实施文化“走出去”之后浙江文化国际竞争力的勃勃生机。同时，为使文化大省建设稳定、有序展开，浙江省还在加强组织领导、制定发展规划、完善政策法规、发挥职能作用和建立文化大省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等方面，做了大量切实有效的工作。

　　(四)法治高效的服务型政府管理：正确处理政府管理与市场运行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努力构建法治政府、服务政府和效能政府

　　浙江在依法行政，构建法治政府方面大胆探索，勇于实践，取得实效，走在了全国前列。2006年4月，浙江省委作出《关于建设“法治浙江”的决定》，同年6月，省政府下发《关于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决定》和《意见》围绕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总结近年来推进依法治省的实践经验，全面部署建设“法治浙江”和法治政府的各项工作，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法治化。这大大提高了全省依法行政的理念，形成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工作氛围。把加强地方立法作为依法行政的前提和基础，从1998年至2003年，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共制定和批准了100多个地方性法规，重点放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和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上。这些地方性法规的制定与修订，进一步完善了依法行政、依法治省的法律体系。浙江还对原有的地方法规进行了认真清理。截止到2005年，共取消了与《行政许可法》不相符合的行政许可项目95项、收费项目75项，废止规范性文件225件。

　　大力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减少政府行政干预。首先是大幅度削减行政审批事项，从改革初期的3251项减少到目前的846项，减少幅度达到74%，使浙江成为全国审批事项较少省份。其次是革新审批操作规程，创建集中办事制度，如设立并联式、集中式的审批服务中心，结合电子政务和省政府门户网站，建立相对完善的网上审批系统，全省11个市87个县(市、区)相继建立和完善了行政服务中心。

　　构筑公共财政体制，规范政府经济行为。这方面的主要做法：一是以分税制为核心，增值税为主体，规范公共财政收入制度。按照财政税收体制改革要求，国税与地税分设的组织框架，使分税制财政体制和新税制在浙江得以顺利实施，保证了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2005年，全省财政总收入增加到2115.4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1066.6亿元，分别比2000年增长了2.2倍和2.1倍，为全省构建公共财政制度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二是以效益、公平和稳定为原则，规范公共财政支出制度。遵循效益原则，运用财政贴息政策，发挥财政“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吸引和带动银行信贷、企业及社会民间投资，促进企业技术改造、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和生态环境保护等。遵循公平原则，通过政府的财政投入，确保科技、教育、农业、卫生等重点支出的需要，同时抓好国债项目申报和国债专项资金管理工作。从2003年省长专项资金安排看，其中公共支出比重达80.8%，而经济建设支出比重仅为19.2%。遵循稳定原则，运用财政支出，确保国家政权建设，构建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三是以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为目的，规范省管县财政体制。浙江率先实行省管县的财政体制，即在财政收支划分、专项拨款、预算资金调度、财政年终结算等方面，由省直接分配下达到县(市)，扩大县(市)自主权，并通过实行“两保两挂”等政策，激发了县(市)发展经济的活力。2005年，全省58个县及县级市的财政总收入都超过了1亿元大关，其中超10亿元的有32个，最高的慈溪市达50亿元，最低的庆元县也达到了1.2亿元。

　　精简政府机构，完善行政机制。2000年始，浙江自上而下开展了以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为重点的机构改革，省政府共精简11个机构，转移、下放和取消了148项职能，理顺了100多项部门间交叉的职能，减少2300多名行政人员，市、县(市)、乡镇的政府机构也进行了大幅精简。浙江在精简机构的同时，着力转变政府职能：一是强化行业协会等社会团体功能，变直接管理为间接管理。浙江的社会团体不仅数量众多，覆盖面广，而且已初步形成省、市、县三级的立体网络。自2000年以来，浙江各类社会组织年均增长15%，目前已有经正式注册的各类民间组织和专业协会2.5万多个，约占全国总数的8.3%，许多政府行政工作改由社会团体承担。二是强化集中服务，变命令式管理为协商服务式管理。2000年9月，绍兴市在全国首创了政府“便民服务中心”。作为政府的派出机构，主要履行有关行政审批的组织、协调、监督、管理和服务职能。由于它将过去分散在政府各个部门的行政审批机构集中于中心之中，并且强调中心的服务功能，促使了政府行政机制的转变，收到了很好效果。到2005年年底，中心共办结各类事项100多万件，平均每天办结881件，按期办结率100%，承诺件提前办结率97%，受到客户的普遍好评。这一做法已在全省推广。三是借助市场机制行使政府职能。浙江将一些政府事务、政府采购、后勤服务等通过招标方式直接委托给市场主体，特别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打破政府独家投资的体制，创建了“四自”公路、“五自水库”建设模式。这不仅减轻了政府投资、监管的压力，而且为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提供了有益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