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山第一拨的入赘女婿大多为外来打工者。在瓜沥镇一个千人规模的行政村，妇女主任说，入赘的例子不少于20户。而外来打工者更为聚集的厂区，入赘比例则更高。
李继延，7年前办起了一间以介绍入赘婚姻为特色的“金点子婚介所”，在他看来，入赘婚姻中女孩子的意见并不重要。因为“她们”大多隐身在父母身后，由父母做主，温顺、恋家，习惯接纳。
葛清是惟一肯接受采访的女子。因为招赘考虑，她错过了一段大学里的纯真爱情，对象是学校的学生会副主席，才华横溢，这令她大半个大学时代为女伴们所羡慕。毕业的前一年，还有另外一个公子哥追她，据说家境过亿，老是开着一辆血红的跑车到楼下喊她的名字。
隔着电话，葛清带着一种近乎炫耀的语气回顾青春，但她拒绝与记者见面，“如果婚姻幸福，我或许会说，但现在糟糕的状况，我能说什么呢？”
毕业后，葛清主动回到了萧山的一所乡镇中学当英语老师，对于这个以牺牲两桩幸福机会换来的景遇，她并不后悔。葛清知道父母不舍得她远嫁的心愿，而且，她对自己只身远嫁的生活也缺乏足够的信心，听多了始乱终弃的故事，她依赖父母身边的安全感。
她的父母原本都是萧山农民，家境并不好，为了供她读书一度举债。这几年，萧山农村越来越多的土地被征用，年迈的父母虽然因之住上了体面楼房，有了每月两三百元的最低生活保障，但后续的生活来源却是个问题。
这个家需要一个顶梁柱，父母坚持认为，只有男人才堪此任。
现在的丈夫虽是个独生子，但仍拍着胸脯答应入赘，“爱情才重要”，绝口不问她的家境，并且放弃即将到手的国外居留权于不顾，这让葛清相信，他忠实可靠。
丈夫是网上相识的，当时他在新加坡务工，回来探亲的时候，在杭州见了一面。她觉得说得过去，而且“在国外呆过的人，见多识广，没有传统观念束缚，撑起这个家还会有问题？”
生活的龃龉往往从最基本的物质生活开始，尽管，这曾是入赘婚姻最终达成共识的关键因素。
2002年，陈安冬顺利地成为了一位萧山入赘女婿，“人生第一次的转折完成了”。
当时的萧山一如既往地流金淌银，陈安东婚后第一年，这座城市已经攀升到百强县的前三甲了，这一年，曾经作为奢侈品的宝马轿车竟成了当地政府奖励经济功臣的礼物，而且一出手就是8辆，成了街头巷议的焦点。
陈安东婚后换了一个车间，工资却没涨多少，公司里每年分来的大学生、研究生越来越多，有的都进了车间流水线，挤压着他的生存空间。现实摆在眼前，如果没有足够可以凭借的人脉资源，在以家族管理为特征的浙江企业里，异乡人的前途是灰暗的。
陈安东有了当地的一份户口，但依然摆脱不了外地女婿的标签，他已经进到了一个与当地女婿互相参照的坐标体系中了，丈人最初还欣慰于他的加盟，婚后常对他说，“好好干，这个家迟早要靠你来支撑的。”
但财富的差距像是一滴面巾上的水，无声却迅捷地蔓延着。
他的邻居在婚后第二年重新装修了屋子，换了硬得连钢钉都留不下痕迹的硬木地板，妻子回来抱怨，你辛苦一年连铺个客厅都不够。
他开始被限制零花钱，被勒令戒烟，丈母娘唠叨起来，“那点工资，糊个口还勉强，还抽什么烟，应什么酬？”
在工厂，他绝少参加工友们的聚餐，“付吧，兜里没钱，别人不要你付吧，那更难受。”
这里有发达的经济，同样有发达的欲望。贫贱夫妻百事哀，入赘家庭尤是雪上加霜。
葛清现在承认，新加坡来的丈夫求婚时急吼吼的，太草率了。“我对他没准备，他对入赘没准备”，结婚的时候他们甚至说不出对方父母的名字，她事后反思，“我们这一代说什么观念更新了，其实都是夹生饭。”
婚后她一直试图体谅丈夫内心的自卑情绪，希望他事业有成。
2004年，丈夫嫌弃打工工资太低，觉得炒股见效快，葛清说服父母拿出了大半辈子的积蓄计20万，结果熊市蔓延，钱打了水飘，没了声响。
母亲那会正好看到报纸上一则不良入赘女婿骗了女方钱后一走了之的新闻，心里不踏实，有一次问女婿，结果爆发了一场口水冲突。
女儿出生后，经济状况更是每况愈下，孩子吃的奶粉、用的护肤品，都能成为邻里攀比的对象。
葛清自己不以为意，但这阻止不了父母晾给丈夫阴沉的脸色，包括邻里中有好事者背后“没有出息”的指摘。
丈夫终于铁了心，想出去闯闯，他看中了一个宠物用品的项目，为了维持独立的尊严，他决定回自己的家乡，借助自己家族的力量。
葛清和父母不得不担心，“回去了，还回来吗？”
尽管小夫妻加小孩子的核心家庭已经成为大城市家庭的普遍模式，但是在萧山，入赘家庭鲜有离开父母单过的，因为最初的约定使然，也因为传统家庭模式的强大。
瓜沥法庭一个法官说，正是因为家族的介入，才使得原本夫妻分歧搀杂进代际价值观的差异，男方的弱势才明显，最终矛盾不可调和。
尽管本地的男孩子结了婚分家单过是寻常事，但是女孩子却始终在父母的遮蔽之下。何况，这原本就是家族意识浓厚的地域，也正是家族之力而使得诸多民营企业得以壮大。
当然也有一些入赘男和女方家庭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些特例往往拥有一份稳定甚至受人尊重的工作，有的还具有较高的学历。
安明就是其中之一，他从安徽一所大学毕业，学机械，从浙江万向集团的办事员一路做到中层领导。他承认，自己是特例，这个特殊性在于女方家长为人不错，而且自己的事业发展顺利，从弱势渐成强势，实力决定发言权。
安明是被大学时代浙江同学一句“娶不起，不如嫁出去”的戏言所提醒，1997年最终接受入赘时，基于以下利益考量，包括，一、住房问题；二、孩子抚养问题；三是女方在当地的人脉资源——这第三条显示了他的眼光，他入赘的女家当时并没有漂亮的楼房，却有长远的扎实的人脉关系。
那时安明说，像入赘这样一举三得的好事哪里去找？
结婚10年，他的结论有些封建但又似乎击中要害，“其实我们还是更习惯男权强势的家庭。”
入赘女婿们会经历“两怕”。最怕的就是别人说，“哦，你是外地人啊。”等到孩子出生，最怕的话又变成了别人问，“你家小孩叫什么名字啊？”
衙前镇一所中学的苏老师有一段时间和妻子全家闹得够僵，都快到离婚的地步了，就是因为孩子的姓氏问题，最终双方妥协，以父母的姓合为复姓，在村里妇女主任看来，“取了个日本名字”。
即便是婚姻一帆风顺的安明，在孩子起名的问题上还是动了脑筋，他将中间的一个字换成了自己的姓，“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
尽管当初决定入赘时曾以“新潮流新观念”标榜自己，但总要事到临头，女婿们才会发现，所谓新观念其实何其脆弱，深藏自己内心的男性传统尊严，依然强壮无法泯灭，而且，会带来巨大的折磨。最终这很容易演变成这基于女方利益的父权思想和基于男方的父权思想的一场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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