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将近中午一点,在台州路桥区桐屿街道共和小学的食堂里,一位老人正一个人在吃午饭,一荤三素四个菜,都是厨房里剩下的。
老人名叫鲍文陆,今年72岁,两鬓斑白、满脸皱纹,身上深灰色的中山装和浅灰色的裤子都已经是古董级的了。让人想不到的是,他已经当了20多年的人大代表;更让人难以想象的是,他把自己八成以上的收入都捐献给周围贫穷、困难的人们,为此,他甚至放弃了正常的物质生活——
没有汽车、没有房子、没有空调冰箱洗衣机,没有电话手机,甚至没有子女,妻子也在十多年前离他而去。老鲍整天忙忙碌碌,都是为了让别人活得更好。这是一位将“助人为乐”四个字贯彻非常彻底的实践者。
“不容易啊,老鲍做好事做了40多年,应该去参加‘感动中国’人物的评选。”共和小学原校长余满华感慨地说。
日程安排:一天四次访贫问苦
“你让我怎么说?他好事做得太多,数都数不过来。”当记者向葛明华打听鲍文陆的事迹时,这位老鲍当年的学生如此回答。
老鲍是路桥城区人,曾就读于台州农校和温州师专,后在路桥镇工会职工学校任教。1971年,他转入原路桥共和公社的公社中学任教直至退休。之后他一直留在学校所在的丁前村。
从教师宿舍里搬出来后,鲍文陆就住到学校旁边的共和卫生院楼上的一个旧房间。在这个10来平米的房间里,记者只看到电视机和影碟机两样电器,却有着大量的报纸、书籍。在一本笔记本里,密密麻麻、极其工整地记录了老鲍每天的日程,每天分上午、中午、下午和晚上,绝大多数内容都是到周边各村人家走访、调查。
这正是这位七旬老人的生活状态。卫生院的几位医生告诉记者,鲍文陆一年到头都在外面访贫问苦,连大年初一都不在家。
只留生活费,八成收入用来助人
“只要看到有困难的人家,他都会毫不犹豫地掏出钱来帮忙,帮贫困户、病人渡过难关,或是资助穷人子女上学。”余满华说:“老鲍的退休工资每个月有一千六七百块,但他自己只留下两三百块最基本的生活费,其余的全部都给了困难户。”
“10多年前,盐岙村一位村民出车祸死了,他的子女一下陷入困境。老鲍听说后,到处打听那家的住处。找到后,不声不响地把500块钱放在那家的桌子上就走了。那家人还不知是谁留的钱,查了好久才知道是老鲍。”
“丁前村林家三个女儿学习成绩都很好,但他们的父亲生着病,付不起大学学费,都靠老鲍慷慨解囊。1996年他给了大女儿6000元,1997年给了二女儿8000元。现在两个女儿工作了、赚钱了,要还钱给老鲍,但他一直不肯收。”
“上个月,后洋金村34岁的朱海燕患了白血病,她丈夫是大车司机,没钱治病。老鲍给了她几千元医药费,还自己骑着自行车到椒江去买药。大冬天的他骑了一个多小时,到椒江商业街药房买了三斤灵芝。药店经理听了他的故事被感动了,原价2800元的灵芝,660元就卖给他了。”
……
在别人讲述这些事时,旁边的鲍文陆一直沉默着,神情淡然、若有所思。对于自己无私的助人事迹,他并不愿多提。
1984年至今的20多年,鲍文陆一直担任区人大代表,履行人大代表的神圣职责,在老鲍看来,这是助人的更有效手段。周边的10多个村有句名言:“有困难,找老鲍!”老鲍把“为人民服务、替百姓办事”印在了自己的名片上,也全身心地投入到“民情上传”中去。在区人大,老鲍的“敢说实话”是出了名的。在最近一届人大会议召开期间,路桥区区长郑米良还专门来拜访过他,与他长谈了50分钟。
因不理解,妻子离开了他
“一点都不为自己考虑,一个人怎么能这样生活?”在当地的采访中,记者也听到这样疑惑的声音。的确,这样的生活是常人的逻辑解释不通的。
对此,鲍文陆淡然一笑:“我以前的爱人也不能理解我,离开我了。我没有儿子,没有女儿。但是我觉得生活得很满足。”
他顿了顿,说:“你和我讨论生活质量,是的,很多人追求物质享受,穿名牌衣服、吃大鱼大肉、开高档车。但是在我看来,这些没有意义。你管你的,我管我的。你看看,我这身衣服这双鞋,穿着很合身、很舒服。我没有手机,你说不方便,但是可以打卫生院的电话和我联系。对于有诚意的人,讲的是真正重要的事,打打电话是完全可以的。”
为什么要倾其所有帮助他人?“要是健健康康的,日子过得朴素一点,没什么。”老鲍说:“但要是生重病的话,生命都受威胁,还谈什么生活质量?两三百元的生活费,已经能让我活得很满足,多出来的钱,我拿来自己生活,并不能让我感觉更加快活,但是我拿去帮助那些病人,就可以救人一命,这差距有多大啊?何乐而不为?帮助那些读不起书的孩子,也是一样的道理。”
“我小时候家里穷,很困难。”鲍文陆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切都是公家给的,我习惯了朴素的生活,物质上没有什么追求。现在的人喜欢攀比,好吧,我去比比那些流浪的人,那些吃了上顿还不知道下顿在哪里的人,我是不是比他们幸福得多?”他补充了一句:“所谓的幸福指数,其实不在于外在,而在于人的内心。我觉得,自己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