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渴望回到“学生时代”

　　新一代农民工最希望能得到政府培训，让他们掌握一门技术。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工资收入，还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比如有朝一日创业做自己的事，这比户口之类的问题更重要。

　　去年下半年，辞职后的郭灵去学“美体”。12月底，她又转行做足浴，每月工资涨到1800多元。

　　去年10月，方成涛也辞职了。回到合肥的他，在一家职业技术学校学习车床操作技术。每天晚上10点半，宿舍熄灯，按时休息，他暂时回到了学生时代。

　　在陈诗达看来，这两位恰恰是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主动去充电。但对于绝大多数家境贫寒的农民工来说，生活支出的压力，使他们不可能有时间和余钱去充实自己。

　　即使是现在已经喘了一口气的吴雪琴，也仍然面临这样的问题。她最希望的是，政府能提供培训，让她掌握一门技术。这样，不仅可以提高自己的工资收入，还可以帮助自己实现梦想，比如有朝一日创业做自己的事。在她看来，培训比户口之类的问题要紧迫得多。

　　在这5年中，吴雪琴惟一接受的“培训”，是自费学会了上网。但由于上机机会不多，她的打字速度慢得让网友们着急。这已经让她改变了再去学习服装设计的打算。“杭州市有对农民工培训的补助政策吗？我不知道。”吴雪琴说，“培训当然是最重要的，只要政府给补贴一点，我再添一点，就能去培训了。”

　　陈诗达说，由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市场对纯粹普通体力劳动者的需求量趋降。另一方面，新一代农民工也不愿意从事这样的简单劳动。在这个时候，政府应该考虑加强职业培训。

　　“不仅是户籍人口，只要是城市的常住人口，都应该对他们的就业提供职业技能培训。那些‘80后’，他们在城市里长大，已经不可能回到农村去了。”

　　浙江农民工就是一个例子。陈诗达说，在以前，浙江也曾有到广东等地打工的农民工，但这两年基本上没有了。

　　“不是不出去，而是带了技术出去，比如去做技术人员，或者自己承包土地和企业等。甘肃首富张国芳，就是浙江的农民工到甘肃最穷的定西地区，靠做沙发起家的。”

　　陈诗达说，在这方面，杭州等地有了不错的做法。但这项工作还要继续加强。

　　“如果不能帮助他们就业，就无法实现社会和谐。”陈诗达说。

　　方成涛的女友是本镇上的老乡，在老家开着一间商店。对于将来，方成涛几乎没有什么打算。虽然他也希望能住到城市，但最终的结果恐怕还是回老家。

　　“回农村老家，不是回安徽老家。”方成涛说，“住在城市的惟一问题是经济条件。”“所以回来学技术。”方成涛说，如果能挣到足够的钱，他会带着女友到城市定居。至于到哪个城市，现在还没有考虑，因为“城市都差不多，但城市和农村就差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