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武义县农村低收入群体分析报告》，是鲍晓鸣春节假期结束后的第一项工作。

　　这位去年8月才返乡工作、就职于武义县农办的农学博士，在分析报告中指出，农村比较发达乡镇中的困难群体，往往容易被忽视。

　　不同于以往的是，这份将被用作县扶贫工作“决策依据”的报告，消除了“模糊分析”，建立在针对普查数据的科学分析之上。

　　去年底，武义县历时2个月、动用近3000名调查人员，对全县100340户农民进行了入户调查。这次涉及近28万人口的“农户基本情况调查”，以及由此建立的10万份农户电子档案，使建设新农村有了一个最基础的信息。

　　登陆“武义新农村建设农户调查系统”，使用“数据查询”功能，几秒钟后就得到了以下数据：截至2006年底，全县农户拥有手机84862部，拥有小轿车1760辆。

　　再敲几下键盘，农户手机和小轿车拥有量的“分乡镇分布数据”，出现在电脑屏幕上。

　　“如果你在异地开会，需要使用武义农民的相关数据，可以使用该系统的远程查询功能。”鲍晓鸣说，信息组合功能的利用，例如，查询同时符合“以传统农业生产为主”和“小学文化程度及以下”条件的农民数，是以往手工档案所难以实现的。

　　“农村经济结构究竟是怎样的、农民就业趋势如何、欠发达乡镇农民增收的办法是什么……系统数据量非常大，是有待进一步研究和利用的信息富矿。”县农办在使用的，正是涵盖了武义10万农户基本信息的“电子档案”。

　　被视若“珍宝”的，还有一份完成于去年底的《武义县农户基本情况调查报告》。调查人员认为，县里至少20年没有出现过如此完整的资料。即便是一些国家级的“三农课题”，也很难覆盖一个县的范围，“一般是驻点调查一个村或是一个乡镇。”

　　农民心里究竟在想什么？农业发展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开展新农村建设，需要注意些什么？2006年8月，武义县委托中南民族大学进行了“新乡土中国——武义新农村建设模式研究”。县里有工作人员参与了研究，但心中的疑问一直难以了却。

　　9月，为进一步掌握本地最基层的“三农”信息，武义县决定，结合全省开展的“村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事业现状调查”，进行针对全县农户的基本情况调查。

　　近3000名工作人员历时两个月、走访全县10万农户28万名农民后，武义“三农”情况的“底数”得到真实展现。

　　这次调查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农村劳动力年龄、文化程度、健康状况、就业现状与意向、外出劳动力就业地点、住房情况、参加农村社会保障情况、收入来源、生产经营情况等，共包括6大项、83个子项目。通过调查，武义县建立了农户基本情况电子档案，初步摸清了10万农户的“家底”。

　　通过对“农民档案”的分析，大量数据化信息呈现在决策者眼前。例如，农村经济结构趋向多元化，务工收入成为当地农民增收的最主要因素，农民就业多元化，以批发零售业为主的“超市经济”已成为欠发达乡镇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这些，正是《武义县农户基本情况调查报告》的精华所在。

　　武义县领导说，有了“农民档案”，相关决策就有了第一手的资料参考依据，县里可以充分利用调查成果推进新农村建设，调整工作及决策。

　　“不是为了调查而调查，”武义县有关领导说，“农户信息全面建档后，关键在于如何使用这些海量的数据。”

　　“农民缺什么，我们给什么”

　　全县10万农户中，只有1000多户的农产品消化渠道为“龙头企业收购”——这样的结果，大大出乎调查者的意料。

　　有关部门开始感觉到，过去对于龙头企业带动农业发展的期望值过高。“那么多年对于龙头企业的支持，方向是否正确？”

　　现任武义人大办公室副主任的金福喜，谈起“农民档案”饶有兴致：“很有必要研究一下，如何将企业和农民紧密地联系起来。要不然，政府为‘三农’投入不少，农民的实际收益却不大，岂不可惜？”

　　武义最初的设想是，进行3000份的入户抽样调查。而一番讨论之后，为了消除抽样偏差，最细致地了解农村现状和农民需求，尽管“没有先例”，而且“量大、时间紧、任务重”，决策者还是选择“普查”作为农户情况调查的方式。

　　设计一份“既有可操作性、又能反映新农村建设实际情况”的调查表格，是调查人员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初步成型后，他们向有关部门、各乡镇征询了意见，还得到省农办副主任顾益康的修改意见。

　　“问卷中有一些指标，是全国农业普查都不涉及的。”尽管如此，问卷设计还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紧接着，以县委副书记为组长的调查领导小组建立起来，两办、农办、档案、发改、财政、人劳社保、建设、交通、国土、卫生等部门纷纷加入。

　　培养一支包含2000多人的调查员队伍，是“保证整个调查质量”的关键所在。首先，县里对省市县三级农村指导员、乡镇的农经员进行“一级辅导”，再由这些骨干在乡镇开展“二级辅导”。

　　大溪口乡大溪口村的调查员梁福员对此印象深刻。50岁的他，在调查员队伍中尚属“年轻力量”；当了十多年村干部的他，面对如此细致的普查，仍然觉得“很复杂”。

　　要求“入户访谈式调查”，但很多村民都外出经商或打工，梁福员就打电话，将问卷上的几十个问题一一读给对方，要求问答。“这样完成一份问卷，半个小时都不够。”

　　“收入”是比较难填的选项之一。为统一填报标准，梁福员3次来到乡里开会；“就业意向、培训意向”一栏，还附了一份包含77个工种的表格，让农民挑选；至于“外出从业地点”，有时电话问不到，他就辗转询问被调查者在村里的亲戚。

　　负责大溪口乡“调查审核”工作的副乡长刘根云，坚持在“复核”之后，将每一份调查问卷都亲自“查验”一遍，“有些在外开超市的，年收入毛估估肯定不止一万元”，他就让调查员“返工核实”。

　　为确保调查数据的真实，大溪口乡还组织专人到外出经商人口密集的江苏省昆山市，进行了一次专项调查。个别几户联系不到的，召开了自然村代表大会，对他们的情况进行分析、填报。

　　从10月开动员大会到整个12月，刘根云“天天加班”，收获是“大溪口乡的调查最具统计意义”。根据调查结果，确定的“一村一品特色经济发展规划”，已经在引导农民发展高山蔬菜、山茶油、有机茶等特色高效生态农业。

　　细化对于三农问题的认识，“农民缺什么，我们给什么”，正是武义进行全县农户情况普查的目的所在。

　　超越“恋土情结”的农业发展

　　“户主为‘大专以上’学历者，家庭人均收入为15552.5元，户主为‘中专’的8888.7元，而户主为‘小学’和‘未上学’的，家庭人均收入仅为4570.2和2914.1元。”

　　“农民档案”中显示的“户主文化程度与家庭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在第一时间被武义县志办引入了《县志·教育志》，获得“调查细致、资料详实”的赞许——这属于此次农户情况调查的“延伸价值”。

　　而县农办研究人员最关心的，是将“准确的数据”运用到“科学的决策”中去。

　　如何“将有限的‘三农’扶持资金用到农民最需要之处”，是武义有关部门一直思考的问题。这次普查之前，起草农业方面的决策时，由于有些详细数据不掌握，落笔时多少有些“毛估估”。

　　例如，早就感觉到农村的就业中，兼业现象比较突出，但不清楚明确的比例构成；“促进农田向农田高手集中，促进传统农业的机械化、科技化比重”的建议，在以往决策中也曾提到过，但并不清楚农业现代化的障碍究竟在哪里。

　　“恋土情结”，是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后，他们发现的一个问题。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农民，经历过自然灾害，不肯轻易放弃土地的经营权。他们保留着口粮田，甚至宁可抛荒也不愿将土地交由他人管理。

　　如何既照顾到农民的“恋土情结”，又能促进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这将是武义继去年初由农业局牵头建立“粮食生产专业合作社”之后，面临的又一决策性的问题。

　　出乎意料的结果，接二连三地出现。

　　调查发现，全县100亩以上规模经营的农户，只有几十户。总体而言，耕地的规模经营面积不大，影响规模效益的发挥；70%以上的农民存在“兼业现象”，他们除了经营土地，还同时在二三产业工作……这样的情况如果持续，“采用农业新技术，发展新型现代农业，就会缺乏推动力”。

　　调查还发现，目前针对农村的培训，导向性还不够强。具体表现是，大多数农民的个人职业规划意识都十分淡薄，“说不清楚到底需要怎么样的培训”。例如，驾驶员和电脑操作，是不少农民的培训意向，但以发展的眼光来看，这两者都不是长远的就业选择，仅仅是新型农民日后应具备的两种“素养”。

　　当超越“恋土情结”的农业和农村发展，成为调查者的努力方向后，一些新的思路萌发了。对于农业的资金扶助，可能不如物资扶助来得有效——武义县决定探索建立新农村建设政府采购制度。按照国际公认的10%的政府采购平均节约率计算，实现政府采购后，一年就能节约财政支农资金近千万元。

　　研究人员还建议，在不少农户自发外出经营商品批发零售业、“超市经济”现象突出的南部山区，政府可以在贷款政策方面发挥导向作用，解决农户的资金瓶颈问题，引导他们建立行业协会，由协会来进行大宗商品的陪送，在保证“供应食品质量”的前提下帮农户增收。

　　90个人日夜兼程，使用100多台电脑，在20天内完成数据录入——高强度的电子档案建档工作，在如今看来，做的全然不是“无用功”。县农办还在设想，可以根据这些数据做一份县级的“新农村发展蓝皮书”。

　　低收入人群增收，“户户解决”

　　过完年，武义大溪口乡大溪口村的农民吴建友再次踏上“寻店铺之旅”，打算在昆山一带寻找合适地点“开超市”。刚起步时筹措资金的困难，让他渴望“小额贷款能顺利些”。

　　在省农办副主任邵峰看来，吴建友在农民群体中，属于“不需要政府过多操心，自发谋求发展”之列。而武义“电子档案”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帮助决策者了解另外两类人的分布情况：一类是家中没有劳动力、无法通过扶贫措施实现脱贫的群体；一类是低收入人口，主要是帮助他们提高发展能力，扶持他们实现小康。

　　2002年，浙江就已成为全国第一个没有贫困乡镇的省份。在我省的扶贫工作由解决“绝对贫困人口”脱贫为主转为帮助“相对贫困人口”奔小康为主，尤其是在贫困人群分布的地域性特点日益淡化之后，另一类人，也即有一定潜力、但就业竞争力弱、搬迁成本高、单靠自身力量难以增收的低收入群体，成为扶贫工作的重点人群。

　　农村的低收入群体，究竟在哪里？是什么人？他们当前的困难状况是怎样造成的？

　　武义的调查发现，在农民收入中，来自一产的比例仅为15%。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来源中，一产的比重为36.6%，特困户的农业收入更是高达50%。

　　调查还发现，在特困群体中，75%是小学及以下学历，对土地和传统农业的依赖度很高。

　　这也是调查者们一直强调的，“交叉数据的研究，更为重要”。

　　以梁福员对大溪口村把背山和曾公村两个自然村进行的调查为例，在110户农民中，外出打工或经商的有40户，他们的经济状况近年来有明显提高。而在40户困难户中，因患有肺炎、肝炎等慢性病而不具备外出打工能力的，就有7户。

　　调查中，梁福员了解到，一些身患慢性病的中青年村民，渴盼在治愈疾病后外出打工。对此，县农办负责人表示，这些调查结果，在下次县里修改农村合作医疗方案时可作为参照。

　　梁福员的调查还表明，在110户农民中，一个老人单独列一户的家庭有13户。统计结果显示，特困群体中，60岁以上的老人占了一半以上。一些丧失劳动能力、子女又不肯赡养的老人，生活状况甚至不如五保户。因此，新农村建设中的“乡风再造”，也成为决策者眼中改善困难人群生存面貌的手段之一。

　　大溪口乡竹翠村58岁的农民程谭标，“大字不识一个”。在乡镇干部的建议下，他在几年前开始试种高山蔬菜，如今种植面积达12亩。此次调查显示，这个原先靠伐木为生的农民，收入已达到乡里的中等水平。年前，他还买了一头小毛驴，高山运输不再“难”。

　　“平均数普遍较高，掩盖收入分化的状况，将通过‘一户一对策一指导干部’的方式，得到改善。”程谭标们的生活状况，正在验证省农办副主任邵峰的说法——解决低收入群体的增收问题，必须一户一户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