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调研是在1982年6月，当时还在大学里，和全班同学一起来到浙江金华。我在号称“小上海”的兰溪待了近一个月，调研的主题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城乡居民的生活变化。在一个月时间里，我天天到老百姓家里了解家庭收入和生活开支情况，比如电风扇等家用电器有几台，一周吃几次肉等。然后再到市场上问商品价格，还帮老百姓算账。我看到老百姓家里吃的穿的有了，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对改革开放政策，老百姓没有说不好的。可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实给城乡居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

　　第二次到浙江是党的十五大召开之前，1997年4月。当时我是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我带领调研组再次来到浙江，花了半个月时间，在杭州、宁波、绍兴调研后，又赶赴温州、台州。这次调研，重点是考察民营经济，看了杭州的“娃哈哈”、“万向”和宁波的“杉杉”、“雅戈尔”、“步云”等，还有绍兴轻纺城，台州的“飞跃”、温州的“正泰”等也都去看了，鲁冠球、宗庆后、邱继宝等企业家都见到了。当时理论界对民营经济还存在不同看法。通过实地考察，浙江民营经济那种生机勃勃的态势的确让人受到极大的震撼，同时也转变了很多观念。后来，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吸收了很多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经验。

　　第三次是去年6月，在杭州参加全国社会科学院系统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年会后，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调研组对杭州、湖州、嘉兴、温州及义乌等五个市的12家企业、一个高新技术开发区和两个村进行了调研，看了杭州的UT斯达康、华为3com等高新技术企业。放眼钱塘江两岸，一边是古老的六和塔，一边是UT斯达康高耸的现代化塔楼，遥相对应，极具象征意义。

　　这次调研，时间不是很长，但内容十分丰富。看到不仅民营经济在发展，公有制经济也出现了快速发展的良好形势。特别是第一次去了义乌，令人大开眼界。作为世界性的商贸集聚地，想不到这里汇聚了那么多的商品和产业，真正是万商云集。听着年轻的义乌市长滔滔不绝的介绍，我在想，这里哪像个县级市，分明已经成为一个现代化的都市。离开义乌，我再次去了温州，重访了“正泰”、“德力西”等，发现这些企业规模更大了，已发展成为综合性的大集团，产品也开始从低端市场走向高端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