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崭新的名词——“商业紧急援助中心”，是瑞安市保安公司首创的；这是一种崭新的模式，“付费+合法安全要求+VIP资格”，是该公司新推出的一种市场化操作的特殊保安服务，被称为全国首家“民间110”。有人说，这种模式能有效缓解警力紧张的矛盾，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也有人说，将维护公共秩序的权力交给商业企业来运作，涉嫌公权私用。有人说，这种模式能有效减少公共场所治安案件的发生，将事故消灭在隐患状态；也有人说，它妨碍社会公平，助长社会暴力。有人说，这种模式增加企业的负担，是部门的不当得利；也有人说，它适应了社会日益增长的安全需求，是社会机构强化了服务功能的体现——

　　人称全国首家“民间110”

　　瑞安“民间110”的正式名称是“瑞安商业紧急援助中心”(简称“BSERU”)，瑞安市保安服务公司提供的宣传资料这样定义：BSERU(商业紧急援助中心)是为协议客户(VIP)在紧急状态或预想紧急状态下提供安全援助的特殊保安服务系统。BSERU是一支由退役优秀军人组成的实行军事化管理并接受各类专业援助训练的队伍。

　　简而言之，就是在支付会员费后，援助中心在会员处安装一个报警器。会员如果自认处于紧急状态需要帮助时，按一下报警器，援助中心就会出动援助队员迅速赶到现场提供制止侵害、展开救生、维持秩序等服务。目前该中心拥有援助队员25名，他们均是退伍军人，配有摩托车、防刺防弹服装、对讲系统、运兵车、越野车等装备。

　　有人把这个机构称为全国首家“民间110”。瑞安市保安服务公司经理吴朝阳并不同意这个提法，他说他从没这样宣传过，是媒体创造的。他认为，110是有求必应的公共服务系统，但援助中心是商业化的，是有偿服务。110有接警室，有特服号码，而援助中心没有。在服务内容上，援助中心可以提供押运、保镖等服务，客户可以提出援助人数及时间的要求，而110没有。最重要也最根本的区别是，援助中心没有执法权。“虽然这个名称不是很恰当，但它形象生动，有助于我们打开知名度。”言语中，他没有明显表示对这一名称的反感。

　　焦点之一：缓解警力不足VS公权私用

　　于农历去年底开展该项业务的瑞安市保安公司，是瑞安市公安局下属的全资国有企业，吴朝阳是该局派驻的，编制仍在公安局。

　　对于保安公司的这一创新做法，瑞安市公安局是支持的。该局分管治安的副局长陈国安说，娱乐场所一向是纠纷的多发地，在警力配置有限的情况下，借助保安公司的治安资源保障经营秩序是一种有益的探索，它能集中社会力量，弥补有限的警力，协助警方应付一些比较重大和紧急的事件，并能遏制娱乐场所黑势力的衍生。

　　商业紧急援助中心由瑞安市公安局治安大队监管。该大队指导员柯上权评价这一新生事物说：“政府不花一分钱，利用社会资源进行市场化运作，既为老百姓提供了更全面的服务，又把有效的警力资源解放出来办更大的案子。”

　　据统计，瑞安常住人口与警察比例是1000：0.8，其中还不包括60多万外来人口，警力严重不足。

　　有媒体对此提出质疑，认为,维护公共秩序是公安部门的特定职权，也是其法定责任和义务。公安部门不能以警力有限为由，将维护公共秩序的公权力交给商业企业来履行，这于法不符，涉嫌公用。其次，发生在娱乐场所的纠纷，如需要提供保安援助的，多为治安案件，而商业紧急援助中心的保安并没有执法权，因此还需要“二次报警”，一件事情分两次来做，何来节省资源？有可能还会延误时机，影响工作效率。

　　对于涉嫌公权私用的质疑，瑞安市保安公司的解释是：保安公司组建商业紧急援助中心(BSERU)，推出了娱乐场所巡更式保安服务，涉嫌公权私用的说法，属于个别媒体、人士对国家保安业政策法规和相关法律常识缺乏了解而引起的一种误解。根据1999年5月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颁发的《政法机关保留企业规范管理若干规定》和公安部2000年下发的《公安部关于保安服务规范管理公司的若干规定》，“保安服务公司只能由公安机关组建，其他任何单位、部门和个人不得组建。” “公司法定代表人人选须经公安机关治安管理部门审核。”规定还允许公安机关选派民警到保安服务公司工作。

　　焦点之二：消除隐患VS妨碍社会公平

　　瑞安嘉乐迪KTV店长叶先生通过半个月前的一次成功调停的事件经历说，援助中心的保安制服与警察制服相比，颜色与款式均相同，虽然背后有很大的“商业援助中心BSERU”等字，帽子款式也不一样，但还是有很大的威慑力，有利于调停纠纷。

　　吴朝阳说，他向援助中心的保安人员反复灌输一个观念：你们是保安，并没有执法权。到现场后，你们先控制事态，其次用嘴巴去劝双方，朝化解矛盾的方向努力。如果无法控制局面，再向110等有关方面“二次报警”。你们绝对不能说“把身份证拿出来看一下”、“口袋里的东西拿出来”等“越线”的话语，更不能有使用暴力等过激行为，你们的身份是一个“调停者”，是“防火墙”，是去“正当防卫”的。

　　商业紧急援助中心运行一个多月来，已处理了8起求助，多为财物损失、霸王餐等小纠纷。已参与5次援助行动的保安蒋光炮说，他们到现场后，会先了解事情经过，判断“理”在哪方，然后进行调解。从他所参与的援助行动看，都是客人无理取闹。如果是娱乐场所不对，他们也会制止的。

　　如果“雇主”理亏，保安人员真能维护公正吗？有人表示怀疑。王晓冰律师说，调停行为必须在双方授权的基础上进行。但援助中心的保安人员是娱乐场所雇用的，是单方授权，这种调解行为先天带有偏袒性，容易侵犯另一当事人的权益，损害社会的公正和谐。“民间110”变成某些雇主的“110”，是公权力被商业利益所侵蚀，有损公安部门在群众中的形象。

　　焦点之三：减轻负担VS增加费用

　　按照娱乐场所管理的有关规定，每个娱乐场所按照核定人数的3%配备直派保安。记者从瑞安市保安服务公司了解到，这些保安均由保安公司提供，用人单位向保安公司每月支付1780元的费用。按照这个比例，娱乐场所商业紧急援助保安配备数为直派数的30%。以某娱乐场所为例，包厢55个，核定人数为220人，应配直派保安6.6人，配商业紧急援助保安1.98人。援助保安的费用比直派保安要高，以每人每年2.5万元计算，该娱乐场所如成为援助中心客户，每年应缴纳会费2.5万元×1.98=4.95万元。

　　有人说，娱乐场所里已配了直派保安，如发生紧急情况，可以向警方求助，并不用支付费用。而增设援助保安是企业额外的支出，增加了企业的负担。

　　对此，吴朝阳的解释是，如果缴纳了年费，增设了援助保安，允许减少直派保安的数量。从这点上看，并没有增加企业的负担。相反，从职能上来看，援助中心除提供制止侵害、展开救生、维持秩序等紧急援助服务外，客户还可享受免费维修监控设备、维护消防设施、制定安全方案和应急疏散预案等方面的服务。这些都是警方“110”所不能提供的。

　　吴朝阳坦言，直派保安的效果不好，公司不仅不赢利还承担巨大的风险。因为派驻在用人单位，保安无法接受培训，业务素质得不到提高。因此，他更希望今后能推广援助保安的方式，做到点线结合。作为商业企业，他们必须注重服务质量和客户的满意率。但他们也会积极寻求社会公平和商业利益的平衡。客人如果对调解结果不满意，可以提出异议，或者向警方报警。

　　要用实践来检验

　　瑞安商业紧急援助中心经媒体披露后，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东方早报》、《新闻晨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市快报》等数十家媒体先后刊播了详细报道，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上周来瑞安进行了为期四天的采访。

　　有人认为该做法值得商榷，《“民间110”遭各方质疑》《暴力民营化与“民间110”》等文章见诸报端或网站。这些观点集中体现在“权利滥用”“违背社会公平”等方面。

　　有人对该做法表示鼓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龚志刚在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采访时表示，他个人支持这种做法。维护社会治安，单靠警力肯定是不够的，有一些民间组织出现这是非常好的现象。大方向是对的，但是一些细节还要再完善。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去做，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也有专家认为，一种新生事物的出现，引来争论是必然的，而要让各方面都满意，既不可能，也不现实。新生事物犹如破土新苗，需要观察，需要宽容，需要用实践来检验。求全责备、“一棍子打死”恐怕都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