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代民工等待着找一份好工作。

　　伍雪峰向记者展示新买的衣服。陶玉其摄

　　越来越多的青春脸庞出现在农民工群体中，他们大多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与他们的父辈不同。这就是第二代农民工。

　　他们对这个城市的付出以及他们在成长道路上面对的种种困难，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省人大代表，杭州中策橡胶有限公司负责人沈金荣呼吁，社会要关心第二代农民工的成长通道难题，这与未来中国50年社会持续发展休戚相关。日前，记者在外来劳动力市场、民工宿舍等地采访了多位年轻的农民工，深入这群游走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新一代民工中，体会他们在城市中遭遇的“成长烦恼”，他们对城市生活的诉求与希望。

　　1981年出生的潘学庆，老家在江苏灌南县。他是典型的80后民工，家里的田基本都是父母在耕种，而且早已实现了机械化，即便农忙时分也基本不需要小潘插手。从小听着父辈闯荡城市的传奇故事，成长过程中又目睹兄长和同伴进城打工的经历，“出去见见世面”的渴望就像一棵见风长的小苗，在高中毕业后的小潘心里愈来愈茁壮。外面的世界，对他有一种强大的“拉力”。2002年，小潘怀揣着梦想，终于也来到了杭州，算是给自己的一份“成人礼”。“如果这里好的话，怎么也不回去了。”小潘说，自己要想办法在城市定居下来，“我会努力，而不是像我父亲说的那样，大不了回家种田。”

　　进城——挣钱——攒钱，回家——盖房——娶妻，这是同村第一代进城打工的父辈们的成长轨迹。但是，对于“80后”民工来说，虽然汲取了大量来自“一代民工”带回来的城市信息，但与一代民工所不同的是，小潘他们心里，“房子”和“娘子”不再是终极目标，他们比父辈更希望能在城市立足，在城里拥有一份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对他们来说，城市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早已不事农活的他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真正告别祖辈“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等研究机构组织的一次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农民工中，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占到了60%。另一份有关农民工的调查显示，只有18.4%的“80后”农民工是以“出来挣钱”为主要目的。“他们这代人，绝大部分出来了就没有想过要再回去。他们已经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农民，也不再适应传统的农村生活。”省人大代表、杭州中策橡胶有限公司董事长沈金荣说，公司目前有64.9%的员工都是外来民工，其中80年后民工占了多数，凭着多年对外来民工的关注和了解，他对“80后民工”如此定论。

　　“因为要赶工程进度，经常要加班，这一年觉得自己确实体质差了很多，还好年轻扛得住。不过一时也找不到其他好的工作，先吃青春饭喽！”詹松林，城中某大型建筑工地的建筑工人，生于1983年的他来自安徽歙县。风吹日晒之下，“青春”的印记似乎过早逝去。詹松林说，最累人的是加班，睡眠不足。“我这个年纪本来是最爱玩的年纪，可是现在只要有空，倒头就睡。”

　　前阵子因为气温变化大，一次雨中作业后，有些感冒发烧。“这种小病么，喝点热姜汤、盐水什么的。实在不行就去‘老百姓大药房’买点便宜的药吃吃。”

　　詹松林最担心的还不是这个，他最大的隐忧是，当普通市民到了法定退休年龄，可以享受完善的养老保险制度时，自己却因为劳动能力下降缺少经济来源。如果有可能，第二代民工多愿意为自己选一家交纳“三金”的单位。

　　据最新出炉的《浙江省农民工体质测试分析报告》显示，农民工的生理指标优良率只有9.9%，不达标率达25.4%。“整体状况不佳”。

　　沈金荣坦言，准确地说，杭州是目前全国开展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较好的城市，但80年后的新农民工，却无法在这些社会保障的庇护下。他们唯一的保障，就是看工作的企业是否愿意主动为他们购买各种保险。但民工的流动性大，如果光靠企业为其办理养老和医疗保险，可能今天参与保险的人明天就离开了这个城市。对于自己到底该享有哪些权利，许多民工也都不够清楚。

　　沈金荣说，希望政府能建立起强有力的缴费体系，严格要求各企业按照工资的一定比例，为农民工缴纳基本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并明确告之民工享有的权利。

　　1980年出生的伍雪峰，来自江苏泗阳县新袁镇。谁也看不出，脸上稚气未脱、时不时就把两眼笑成两个小月牙的他，居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来杭打工10年。

　　目前在杭州市中心某高档住宅区当保安的小伍，平时上班制服是西装革履，剃着精神的板寸头。下了班，穿的是“彪马”运动服，用的是诺基亚新款手机，和城里人没什么两样。

　　但是，一想到自己家中的一双儿女，一直乐呵呵的小伍脸上第一次显出了沉重。“没有孩子之前，我和老婆两个人在杭州打工，小日子过得挺滋润的，也没觉得什么压力。有了孩子以后，明显觉得身上的担子重了很多。现在花钱不能像从前一样没有顾忌了，一年到头也想着总要攒点钱。”

　　女儿明年就要上小学了，伍雪峰很希望能让女儿能到杭州来读书。“我自己文化程度不高，希望孩子不要再像我们一样，如果他们能到杭州来读书，肯定能接受更好的教育，将来肯定比我强。”于是，他早早地开始留意起读书的事，但现实让他有些沮丧。每年新生入学时，都有许多民工子女的家长苦苦为孩子寻找学校未果。

　　根据浙江省城调队对全省11个地级市860位农民工的调查，16.6%的人把子女带在身边上学，其中有5.7%的孩子因找不到学校而辍学。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陈诗达说，在一代农民工中，愿意把孩子带出来读书的，基本上都是想藉此让孩子跳出农门，进入城市；而第二代农民工进城的主要理由是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

　　有数据表明，杭州已经越来越具备小班化教育的条件，因为入学的高峰已经过去。当本地居民的孩子坐在明亮的教室里，发出朗朗的读书声时，民工的子女们可能在铁轨附近的出租房玩着危险的游戏。哪怕他们的父母在这个城市工作了十年、二十年，他们仍然没有在杭州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哪怕来杭打工超过10年的民工，“最佳栖居地”仍然是“城中村”的农民房。“房价那么高，买房？想都不敢想。每个月房租就占了收入一大半。”在三里亭新村的出租房里，伍雪峰苦笑着，就连房租都一个劲看涨。潘学庆比他住得还要远，为了省钱住在三墩，每天早上5点就得骑电动车向城里进发。随着“城中村”改造，要寻找便宜的出租房，恐怕得搬得更远。

　　我想有个“家”，这是个最严峻却也是最现实的问题，民工没有经济能力买房，也无法申请廉租房或经济适用房。他们许多人的家在幸福殿堂的旁边，那是他们栖息的简陋工棚。

　　以中策为例，厂房旁边有不少价格便宜的出租房，花上两三百元就能解决一家的暂住问题。但当这些员工有了自己的孩子，就想在这个城市拥有自己的住房。沈金荣说，国外的很多工业园区都在城市的外围，配备有和城市一样条件的住房，良好的教育、医疗等配套公共设施。如果杭州能为外来民工办理工业城镇的落户，享受优惠的购买住房条件，不但减少了城市住房的压力，也提高了城市的凝聚力。

　　潘学庆2002年从老家出来后，短短的几年时间换了不少单位。在家人看来，这份相对稳定的保安工作还不赖，但小潘一直酝酿着再换工作。

　　同样从事保安工作的伍雪峰也有相同的想法。他们都想换份能学到技术的工作。伍雪峰想辞职回老家先把驾驶证考出来：“杭州学驾驶太贵了，吃不消。等考出驾驶证，哪怕800元/月帮人拉货我也不当保安了。学不到什么东西，再干下去时间浪费不起。”对电脑小有研究的小潘则想去学比如修车或电脑。闲暇时，自己也买些电脑书看看翻翻：“有些问题看书半天都摸不透，找个懂的人一演示，一下就明白了。”可他去打听了一下，如果要自己去技术学校学的话，费用并不是他能承受得起的。因此他更想先找份工作，再在工作中掌握一定的技术，“哪怕不要钱也行”。而这也是他许多老乡的目标。

　　新一代农民工最希望能得到政府培训，让他们掌握一门技术。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工资收入，还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比如有朝一日创业做自己的事，这比户口之类的问题更重要。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陈诗达说，由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市场对纯粹普通体力劳动者的需求量趋降。另一方面，新一代农民工也不愿意从事这样的简单劳动，在这个时候，政府应该考虑加强职业培训。

　　从去年开始，“中策”从各高校请来老师，专门为员工办起了大专进修班，这个进修班得到了员工特别是外来民工的极大欢迎。像中策这样的大专进修班，光学费就要在每个员工身上补贴7000元钱，这不是很多企业能承担的。如果政府能够出面举办这样的培训班，同时以较为低廉的价格招收民工，将在更大程度上提高民工的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