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4日，“关注新杭州儿童”家庭教育指导工程在杭州启动，以期为每一个新杭州儿童的健康成长撑起一片蓝天。今天，越来越多的“候鸟”身边出现雏鸟的身影，他们栖息在父母身边，随他们工作的变动不停飘荡。据统计，2006年，仅杭州六城区就有5.8万余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杭就学，其中小学4.42万人，初中1.38万人。

　　我们将调查的目光投向那些小学高年级和初中的流动儿童，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他们已经拥有一张课桌，但是对于都市，他们又有怎样的爱与哀愁？

　　个案一王晓，男，14岁，来自温岭，10岁到杭，父母在城郊种瓜。

　　“我的家乡在农村，但我明明生活在城市；我明明生活在城市，但过得并不是城里人的日子。我到底是什么——或许一半是城里人，一半是乡下人。父母忙于生计，很少管我，很多时候我感到很孤独。”

　　王晓，一个瘦瘦高高的男生，是家里的老幺，上面还有一个姐姐在杭州读大学，父母在城郊种西瓜，一家租住在只有10来平米的简易房中。

　　记：听说，你几次拒绝老师家访，宁愿主动拖妈妈到学校。

　　王：(无语，但神态有些变化)

　　记：其实我像你这么大时，也不想让老师家访，因为觉得家里太差，怕丢面子。

　　王：是啊，家那么小。再说家访不就是跟家长告状吗，跟他们说有什么用呢，父母又没时间管我。这几年我爸妈一直忙着赚钱，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大棚里，回来了也是早出晚归，一个月里难得见到他们几次。他们回来了也只是一个劲催我学习，很少问我其他方面，即使问了，也是一副教训的模样，好像我还是三岁小孩子似的。

　　说着，说着，王晓开始聊一些心里话。

　　“很多时候我感到孤独，就想看电视，想出去玩，想泡网吧。所以父母不在我更高兴。城里的孩子可真幸福，吃好的，住好的，穿耐克，阿迪达斯，他们当中很多根本瞧不起人，我和他们很难成为朋友。”

　　个案二赵飞雄，男，12岁，来自江西鄱阳，8岁来杭，父亲做装修。

　　“我有时会感到很自卑，因为在生活中有很多人瞧不起我们，城里人很霸道，我怕和他们接近。”

　　在赵飞雄的记忆里，他总是忘不了自己刚来杭州时，房东看他的那种鄙视的眼光。而且因为他的到来，当天晚上房东就要每月多收取30元钱人头费。这件事，让他很气愤：“我不喜欢城里人，我刚来杭州的第一天就讨厌他们。”

　　赵飞雄的父亲是从事装修工作的，有活干的时候家里收入还可以，没活干的时候会一连好几个月都没收入。他家租住在一幢农民房的顶层阁楼上，很小的一间房，一家三口就挤在一起，他平时写作业就趴在床边写。

　　为了减轻爸妈的负担，读小学时，飞雄经常到公园捡可乐瓶卖，也因此遭遇了更多的他所认为的鄙视的眼光。一个20岁的青年曾深深伤害了他，“当时我问他可不可以把喝完的可乐瓶给我，没想到他随手将瓶扔到了垃圾桶，还说要捡去垃圾桶捡啊，不然要被别人捡走了。”赵飞雄最后还是过去捡起了那扔在垃圾桶里的可乐瓶，但从此对城市又害怕又抵触。

　　“虽然城市有着高楼大厦，但都不属于我，我还是怀念老家的生活，在那里没有鄙视与侮辱，我很快乐。”

　　个案三马慧慧，女，15岁，来自河南信阳，9岁来杭，父母在小区卖水果。

　　这段时间一直困扰慧慧的就是杭州中考政策的变化：2007年，具有外省户籍的初中毕业班学生，原则上不能报考杭州市区普通高中，但可以报考职业高中等。慧慧的成绩还可以，上高中，考大学一直是她的梦想，也是其父母希望她走的一条路。

　　晚上7点多，在慧慧家见到她时，她正和哥哥各坐在床前的桌子上写作业。房间很小，两张床已经把空间占用的差不多，这是一个依楼搭建的棚子，前面是爸妈的水果摊，后面就是他们的房间。

　　“其实我明年才中考，但怕明年还是不能考，所以爸爸决定过段时间就让我回河南，舍不得离开又能怎么样呢。我现还在犹豫，我班上有一个同学都已经回去了。”

　　有慧慧这样烦恼的孩子并不少，留在杭州意味着他们只能选择职高或毕业务工，回到老家意味着又要离开父母过留守儿童的生活，所以他们自己在犹豫，父母也在犹豫。

　　虽然解决流动儿童接受义务教育“以流入地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的原则已经确立，但仍有相当多的流动儿童难以进入公办学校。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工作系副教授马良说：“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处于‘不平等’状态，对处于‘弱势’的农民工子女收取‘借读费’等，只能加剧其‘弱势’地位。这种差别待遇所形成的其最大恶果是流动人口子女在自我意识形成最关键时期，被普遍标签为‘外来人’，与城市主流文明相对抗，直接表现为对‘家乡’归属感上的‘无根化’认知。”杭州师范学院社会学系曾用了两年时间针对包括杭州明珠教育集团、胜蓝小学、求知小学等杭州6所学校的1534名外来学生发放了调查问卷。在被调查对象中认知到是“农村户口”的900人，占58.67%，认知到是“城市户口”的占15.97%。很多孩子觉得“自己既不是城里人，也不是老家那里的人”。大多数在城市接受教育的流动儿童并未能融入城市社会。

　　在我们的采访中，一位家长明确地表示：“我不愿意我的孩子上那种混合的学校，我怕他们带坏了我的孩子，那些农村孩子的生活习惯很不好。”然而，当我们对农民工子女进行采访时，当我们问他们愿不愿意和城里孩子交朋友时，有的孩子怯生生地说，我很想和城市孩子交朋友，可他们老是瞧不起人。也有的民工子女却说：我不愿意和他们交朋友，他们老是欺负人。还有的农民工子女说他们很想转回原来的学校去，不喜欢城市里的学校。可以说，现在形成了两大阵营，两个群体，不仅城里人不愿意和农村人交朋友，农村孩子也不愿意和城里孩子交朋友。

　　在对杭州6所学校做的调查中可以看出，学生对班级活动的积极性整体不高。流动人口子女在班级中能积极参加班级活动的不到一半，只有47.00%，鼓励后参加的也只有8.15%，却有26.60%的学生回答“不参加”，还有17.28%的回答“不清楚”。

　　而在师生关系方面，民工子女师生关系缺乏互动性，他们认为老师更不了解他们。不少民工子女在这个问题上对记者回答“老师不太了解我”，或许这正是民工子女不主动寻求老师帮助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