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这个最新成果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从多方面丰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的结束语中曾经这样说过，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进一步强调，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他还勉励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要谱写新的理论篇章；要发扬革命传统，又要创造新鲜经验。要善于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是坚持这样做的。我们一方面坚持高举旗帜不动摇，一以贯之地按照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指导新的实践；另一方面，又在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伟大实践中，面对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形成新思路，在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的同时，进一步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境界，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一、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是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自觉认识和深刻把握

　　关于“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这个理论概念，是在去年以来中央召开的若干次重要会议上相继提出，并由胡锦涛同志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中更为完整地表述出来的，这就是：以人为本、实现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应当指出，党中央提出的这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都是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这个主题服务的。

　　党的十六大以来，在党和政府的自觉推动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西方工业化国家在二三百年内，围绕工业化、城市化陆续出现的问题，在我国加快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集中凸显了；同这个进程相联系而又反映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四个多样化”的利益矛盾更为突出了；党在领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实践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要求更加紧迫了。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精辟分析了我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所呈现出的十个方面的重要阶段性特征。这些阶段性特征，归结起来，就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所指出的“四个深刻”和“两个前所未有”，即：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从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社会、外交、国防和党建等各个方面，自觉地把握和能动地体现了这些阶段性特征。

　　比如，提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就反映了我们党对当前我国经济虽然总体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经济结构在工业化进程中加速调整，但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式增长方式尚未根本转变，能源、资源、环境、技术的瓶颈制约日益突出，实现可持续发展遇到的压力增大这个阶段性特征的自觉认识。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思想，就反映了我们党对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城镇化进程加快发展，同时农业基础薄弱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改变，保持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难度增加，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任务仍然十分艰巨这个阶段性特征的自觉认识。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就反映了我们党对我国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尚有相当数量，包括就业、看病、上学、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生态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社会治安在内的一些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亟待解决，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难度加大，以及人民内部矛盾处于多发时期，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一系列新课题这些阶段性特征的自觉认识。提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大战略思想，就反映了我们党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文化更加繁荣，同时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个阶段性特征的自觉认识。提出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重大战略思想，就反映了我们党对当前我国对外开放范围扩大、领域拓宽，同国际社会的联系更加紧密，同时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高这个阶段性特征的自觉认识。

　　因此，如同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我们只有准确把握了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才能真正理解邓小平理论一样；如同在本世纪初，我们只有准确把握了我国的社会历史方位和党的历史方位，才能真正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样；在当前，我们只有准确把握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阶段性特征，才能真正理解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提出的这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才能深刻认识为什么必须采取现在这样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重大方针政策，为什么必须坚持改革方向的坚定性、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