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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十六大以来理论创新

  (一)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旗

  我们之所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首先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社会主义越出苏联一国范围,先后在欧洲、亚洲和美洲的15个国家获得了胜利。这是科学社会主义从理想变成现实以后,取得的辉煌成就。但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也遇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解决好了,社会主义就往前走。否则,将面临巨大挫折。这些问题主要有三个:

  一是如何对待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因为这15个国家,有的是在苏联红军直接帮助下获得民族解放的,有的是在苏联社会主义影响下主要依靠本国人民的武装力量获得解放并建国的。因此,在建国初期,一般都是仿效苏联体制,把苏联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同于标准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1956年2月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全盘否定了斯大林,在世界上造成了严重后果。毛泽东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说,我们党一则喜一则忧,喜忧交加。喜的是什么?多年来斯大林对我们党的探索,存在这样那样的非议,压在我们头上的盖子终于揭掉了,可以解放思想了。忧的是什么?他们这样全盘否定斯大林,将是世界的损失。与此同时,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弊端日益暴露,不仅要重新审视苏联的经验,而且要重新审视自己的做法。当年围绕如何对待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在各个共产主义国家内部成为严重的思想认识问题。

  二是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化。与上个问题相联系,就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弊端日益暴露。到1964年前,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尝试不同程度遭到挫折。有的国家又恢复了原有体制,其中很大的思想障碍,就是对社会主义是不是只有一种模式存在很大的分歧。1976年到1985年,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者组织了十次国际性会议,其中在83年召开的第八次圆桌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根据十二大精神,在会上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报告,结果引起了各国共产党人的高度关注,但是也遭到苏联批判。苏联共产党代表团认为,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不能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中国有中国特色,别国有别国特色,还搞什么社会主义,这是搞社会主义多样化。但是这个问题引起了世界各国共产党人的思考,所以到第十次圆桌会议上,对苏联的观点进行了反驳,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有些专家提出,由于存在多种民族和多种文化,每个国家都有权以自己的特定方式去发展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任何人的私有财产,不能把它们封闭起来,不允许别的国家探索。大部分国家的共产党人,都赞成要本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他们的认识与我们相比还是有差距的。邓小平讲过两句话,第一句话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句话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包括胡锦涛总书记6•25讲话当中也强调,一是坚持建设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二是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三是如何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是事关社会主义命运的大问题。尽管列宁对这个问题早有察觉并制定新经济政策作为解决方案,但是从斯大林开始并没有认识到这一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复杂性,包括在南斯拉夫召开的十次圆桌会议。实践证明,恰恰这个问题是关于社会主义体制的大问题,是需要各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的问题。这一问题,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了。毛泽东1956年在讲十大关系时,讲积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邓小平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进一步提出我们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离开这个实际考虑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要依靠自己的实践来破解这些难题,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道路。

  我们之所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社会矛盾运动的必然要求。

  从根本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当代客观的社会矛盾推动下形成发展起来的。邓小平讲得很深刻,他说: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工人的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我强调提出要迅速、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当中来。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这一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这样的话,他说过多次,还说过这是客观形势迫使我们实行转折的。客观的社会矛盾迫使我们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选择是历史的选择,不是哪个领导拍脑袋拍出来的。

  客观的社会矛盾就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认识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推动着社会发展变化。这个矛盾决定了我国今天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矛盾也决定了我们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矛盾向我们党至少提出四个方面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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