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愈益突出

　　21世纪上半叶，我国社会一个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城市化的加速推进。农民工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道路的必然产物，不仅会呈现规模日益扩大之势，而且在性质上也会呈现出新的特点。研究表明，农民工群体正在发生着三大转变：由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由城乡流动向融入城市转变；由谋求生存向追求平等转变。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的愈益突出，既是我国城市化发生阶段性变化的一个标志，也是城市化进一步推进的一大难点。因为农民工融入城市，发生于农民工——市民的角色转换之中，但又与农民——农民工转换中所发生的地域流动、职业变更密切相连，它涉及到城市和农村两大系统，是衡量城市化广度和深度的重要指标。

　　农民工融入城市需要社会关系网络的重构

　　农民工由进入城市到融入城市，确有一个逐步增强城市适应性的问题，其间既有社会关系网络拓展的问题，更有社会关系网络重构的问题。国内外研究均表明，社会关系网络对于迁移者的作用很大。社会关系网络，尤其是在目的地的社会关系网络，可帮助移民实现降低心理成本和信息成本的愿望，形成一种连锁迁移现象。社会网络是移民在他乡和别国生存、发展和融入的重要法宝和社会资本，而不是移民融合的障碍。国内诸多调查也表明，农民工在生存和发展阶段所建构的社会关系网络有着明显差异，但都是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社会资本。

　　农民工在由农村向城市的移动过程中，虽然发生了社会生活场域的变化，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网络纽带。凭借这一网络，农民工可以较好地“进入”城市，但很难“融入”城市。因而农民工融入城市需要社会关系网络的重构。

　　制度化构成对农民工融入城市有着更为重要的影响

　　英国社会学家鲍曼曾经指出：来自一个山村或是来自于一个小城市的新来者，经常被大城市的特殊的冷酷或是大城市的冷漠方式的对待所打击。确实，在社会性冷漠的作用下，进城农民工极易产生心理、观念、行为层面上的隔阂，充当“匆匆过客”、“陌生人”的角色。要消除这种社会性冷漠，转变市民的认知、态度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则是制度化构成的影响。也就是说，农民工群体只有在社会分层体系结构中占据应有的位置，取得相应的地位、资源，才能真正对城市产生归属感、认同感。

　　农民工要稳定地生活、就业于城市，要融入城市主流社会，其生存、适应和拓展、建构自己社会空间及社会秩序的行为，已经成为构成城市社会结构和分层体系变化的一个重要内容。现在的问题是，农民工由边缘群体到最终纳入城市居民体系之中，在制度化构成中，是尽快去除农民工的痕迹，还是在一段时间内，让农民工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而存在？要改变农民工称谓确实容易，但要改变其实质性的生存状况则较难。农民工经历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阶段，对其融入城市反而是有利的，但关键是在此阶段要注重消除歧视，达到一种“异质共生”、“和而不同”的状态。为此，要通过制度化的安排，拓展农民工维护自主发展的空间，健全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

　　农民工融入城市需要与市民保持良性互动关系

　　融入不是单方面的被动适应过程，而应是双向的互相适应的过程。人们在使用“同化”一词时之所以比较慎重，关键在于传统的同化观是把同化视作吸收新来者而自身不发生变化的单向过程。事实上，同化是一种双向的同化。农民工的融入不是单一的行为，在此过程中农民工会发生角色的深层转变，市民也将在互动中得到角色的升华。

　　促进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是一个消除社会隔离、实现社会融合的过程。导致农民工与市民之间存在着社会隔离的原因很多，但不可忽视居住隔离所产生的影响。农民工与市民之间存在的或多或少的居住隔离，与过去长期存在的城乡分割体制相关，同时现行的一些旨在帮助农民工的政策不周全，又在有形或无形地加大了这种隔离。例如，目前一些城市集中兴建起来的农民工公寓，看上去比较壮观，也不可避免地贴上一种“标签”——穷人居住的地方，这会使钱包稍微鼓起来一点的农民工躲之不及。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一项系统工程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涉及到城市与农村两个系统，涉及到农民工、市民和城市政府三个主体，它的推进是持续不断的过程。正因为如此，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制度创新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与此同时，制度创新又是一个有机整体，它应以农民工享受国民待遇为原则，并对就业、社会保障、子女教育、医疗、住房等一系列具体制度作出整体性安排。与此相适应，应以城乡一体发展为导向构筑基本政策框架，改造现行城市社会政策体系，近期尤其要突出解决农民工的基本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