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人们买电视机，背投、液晶、负离子……会因为有太多选择而买不下手。而30年前，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开始渴望通过电视了解更多的信息，但电视机还是紧俏、昂贵的商品。

　　一台9英寸黑白电视机，不仅价格是一个普通工人1年多的工资，而且还并不是想买就可以买到的。

　　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1978年1月1日，66台电视机的出售，惹出了“走后门”事件。

　　事件

　　顾客写信揭露卖电视机“开后门”

　　1978年1月1日，“解百”要卖一批电视机。由于数量极少，很多人前一天很早便到出售电视台的柜台边，自觉排队并编好号码。

　　然而，大家从清晨一直等到晚上6点多，忽然听营业员说，电视机票在旁边里弄里发。在商场里等的四十多人赶快跑过去，可是票早已发完了，听在场的人说，拿到票的百分之九十是营业员的亲戚或朋友，他们事先早就知道。

　　于是，大家很气愤，一致表示，一定要让商店说个明白，如果确实是开了后门，一定要改过来。但从晚上6点多一直等到深夜12点多，商店里十几位领导和营业员，一点也不承认他们有错误。

　　因此，他们写信给了《人民日报》。

　　“解百”无线电柜柜长被记大过并调岗

　　1978年1月9日，杭州市委接到《人民日报》群工部转来群众揭露解放路百货商店供应电视机“走后门”事件的来信；2月5日，又收到中央领导同志和省委负责同志的重要批示。

　　3月28日，中共杭州市委就杭州市解放路百货商店出售电视机“走后门”的严重错误，向省委作了调查处理报告。杭州市委决定公开揭露这一严重事件，并责成“解百”党支部作深刻检讨；对于在这一事件中犯有不同错误的有关人员分别给予纪律处分。

　　后据了解，1977年12月29日，杭州五金交电化工采购供应站交电批发部，分配给解百西湖牌9英寸电视机66台。在分配时，批发部电讯组副组长，私自与解百无线电柜柜长商定，留下六台，开了后门。而之后，解百内部的一些人员也相继提出留票，结果在出售的六十台电视机中，“走后门”的达46台(2台未卖出)。其中，解百无线电柜柜长一人私送了供应票12张，他被记大过一次，并调离做其他工作。

　　为此事还在媒体上公开刊发了中共杭州市解放路百货商店支部的检讨书。

　　回忆

　　发票子的地方叫“浣纱路西二弄”

　　陈震南，今年55岁，自1970年9月进解百当学徒至今，已经在解百工作了38年，1977年12月31日，也就是“走后门”卖电视机事件发生的头天，他还是解百钟表修理部的一名钟表修理工，当天晚上就睡在解百的老楼里。

　　“那晚有人排队等着买电视机，我们都是知道的。”陈震南说，但是当时自己的月工资还不到30元，而一台14英寸电视机要四百元左右，根本买不起，所以也就没去凑热闹。

　　陈震南说，当时解百发放电视机票的地方叫“浣纱路西二弄"，现在这个地方是解百新世纪的车库。

　　“当时商场卖一些紧俏的商品，都是在那条弄堂里排队发票，因为那里容易维持秩序，也安全些，不会影响商场内的正常营业。”陈震南回忆说，作为商场职工，他有时也会参与排队的保卫工作，一直没出过事，顾客排队一向很配合的。

　　出事之前只在柜台上看过样机

　　陈震南知道卖电视机“走后门”事件，是在很多天后了。他觉得，买电视机“走后门”，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电视机在当时的紧俏和老百姓的购买需求，“那次，应该是解百卖的第一批电视机，之前我们只在柜台上看过样机，一直是没有货出售的。”他说，当时，他正在学装电视机，但都是看图纸，自己去买一些零配件，还没摸过真正的完整的一台电视机。

　　当时，除了电视机，像三五牌闹钟也是很紧俏的。因为并不是每天都有货，一批货到了卖完就没了，顾客根本不可能随到随买，所以消息灵通确实还是很要紧的，“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那么多广告，大家大多是向解百内部员工打探消息”。

　　出事之后“解百”的电视机凭票供应

　　他说，“走后门”事件后，很长一段时间，解百的电视机都是凭票供应的，票是通过各个系统发下去的，解百内部员工也一样要凭票。但票少人多，所以他所在的部门当时是抽签决定每个人的排队号，第一张票给排第一号的，第二张票给排第二号的，以此类推，而他就一直没排上。

　　不过，当时正在找对象的他，幸运地轮上了一辆凤凰牌的26寸自行车，花了160多元买来送给了他现在的妻子。

　　1980年他结婚时，电视机还是紧俏商品，他就是靠自己四处买零配件组装了一台9英寸电视机，只能收到两个台，画面也有点糊，还会抖，但已经很高兴了。

　　“那个时候，商场从来不怕货卖不掉，就怕拿不到货。”陈震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