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日报12月3日讯当我们聚焦浙江改革开放30年经济发展的轨迹时，浙江财富图谱中一个举足轻重的因子——县域经济格外惹眼。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全国百强县综合竞争力排名中，近几年浙江上榜强县的数量始终稳居第一，入围数量每年都在增加。

　　强县，强在经济。2007年底的数据显示，全省30个全国百强县的人均GDP为42832元，经济总量占全省的49.42%。

　　强县，强在民富。30个强县的城乡居民人均储蓄比我省全部县域的人均储蓄高出30%。

　　今天，就让我们来细细探究推动浙江发展奇迹的强县密码吧！

　　从家庭工业到乡镇企业再到股份制企业，不断演进的市场取向的改革，奠定了——

　　强县经济的基石

　　处在城市和乡村、一次产业和二次产业、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结合部，浙江每一个强县的发展历程，都充满着基于历史和文化因素的强烈个性。

　　经济学家们分析说，浙江人的经商意识是渗透到骨子里的。

　　从南宋以后，浙江就陆续出现了浙东学派、永嘉学派，他们秉承一种务实重商文化，不善空谈，崇尚实际，追求物质富裕，注重商业文化，特别是现在的温州地区，受这种文化的影响尤其深刻。浙江人积极追求财富，并且善于从致富者身上获取信息，学习致富之道，也善于建立合作双赢的创业模式。

　　强县的兴起与浙江的重商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后，浙江由于地处东南沿海，甚少得到国家的投资。资源短缺，加上工业基础薄弱，发展初期无优势可言。改革开放后，浙江人的重商文化得以在一种宽松的环境下延续、弘扬，市场活力如同岩浆般率先从农村喷涌出来，继而燃遍整个浙江大地。

　　早在1978年，绍兴农民就在当时允许生存的农机修理部里安装了车床和纺机。沿海一带，特别是多山少地、资源贫乏的温台地区，已经出现了农民自谋出路，扔下锄头集资办厂的苗头，到了1982年，这种情况十分普遍。

　　镜头切回到今天，在宁波市鄞州区东吴镇河头村。一大早，朱亚美就到自己家的“工厂”做工了，她熟练地操作着焊接和切割设备。不远处，她的父亲、家庭工厂主朱文正在和一个客户商谈加工事宜。他自1987年开办了一家小小的家庭工厂，至今有21年了，现在他家临街的整座房子已变成“车间”。这种临街开厂、后面居住的楼房格局在河头村很常见。一个村干部对记者说：大约三分之一的住户都在家里从事自己的“事业”。

　　省统计局综合处处长王美福向记者介绍，到2007年底，全省从事家庭工业的统计在册的有67.5万户。但他说：“事实上可能远远超出，因为很多人从事家庭工业活动是季节性临时性的，有订单做一些，没有订单就不做，这样的情况在农村很普遍。”

　　家庭工业的繁荣引发了农村工业化的浪潮，也奠定了强县发展的基石，成为浙江改革开放的一道亮丽风景。

　　1983年1月8日，温岭县工商局颁给该县牧南工艺美术厂的营业执照上，首次将企业性质登记为“社员联营集体”，改革开放后第一家股份制企业由此诞生。直至今天，不断创新的股份合作制仍然有强大的生命力。

　　敢为人先，敢于创新，由此衍生的经营者优势，加上制度层面的优化效应，共同构成了浙江县域经济发展的先发优势。

　　千百万农民率先闯市场、办企业、搞三产，继而进行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小城镇综合改革、城镇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改革……这些不断演进的市场取向改革，使浙江县域经济率先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市场机制已经对县域经济发展的资源和生产要素的配置起着基础性作用。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成为浙江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产权制度改革，进一步激活了乡镇企业的活力。到90年代末，乡镇企业整体上已转为产权明晰的民营经济。2000年，浙江乡镇企业增加值、税金、利润等项指标都跃居全国第一。那一年，全省乡镇企业工业产值超过1万亿元，占全省工业产值的五分之四，全省财政收入的近三分之二，农民纯收入的一半来自乡镇企业。

　　可贵的是，产生于民间的创业创新精神得到了政府的尊重和保护。从事经济工作几十年的浙江省中小企业局办公室主任蔡章生回忆说，当时仍处在建立市场经济的探索阶段，很多做法并没有取得全国范围的共识，我省则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只做不说”，鼓励群众在实践中探索，通过“放手”使浙江经济得到了率先发展。

　　几度出台政策，扩大部分经济发达县(市)的经济管理权限，形成了——

　　强县经济的战略

　　徜徉在义乌大街林立的商厦店铺之间，会有一种被人流、车流、物流、信息流裹挟着的感觉。

　　义乌的活力，正是我省强县经济的一个生动诠释。

　　2006年11月14日，省委、省政府下发《关于开展扩大义乌市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改革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义乌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这次义乌扩权试点，标志着浙江省第四轮强县扩权正式启动。其主要内容是：在不改变其由金华市领导的管理体制的前提下，进一步扩大义乌市政府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按照“依法规范、能放则放”的原则，以社会管理权限为重点，除规划管理、重要资源配置、重大社会事务管理等经济社会管理事项外，赋予义乌市与设区市同等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把义乌作为试点扩大县级政府的权限，这是浙江基于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了解和支持。”省政府咨询委的一些专家说。

　　“省管县”，一直被看作是浙江发展县域经济的“秘密武器”。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省先后3次出台政策，扩大部分经济发达县(市)经济管理权限。1992年，出台萧山、余杭、鄞县、慈溪等13个县(市)扩权政策，主要包括扩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审批权、外商投资项目审批权等4项。1997年，同意萧山、余杭试行享受地级市一部分经济管理权限，主要有固定资产投资审批管理权限等11项。2002年，省委、省政府按照“能放都放”的总体原则，将313项原属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下放给17个县(市)和萧山、余杭、鄞州3个区。

　　下放经济管理和行政审批权限，旨在扩大县级经济发展自由度，做大县级经济增量，使县域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蓄水池”。强县扩权政策的实施，给经济强县(市)的发展增添动力，激发活力，增强实力，推动了县域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2005年，上一轮扩权的17个经济强县(市)和萧山、余杭、鄞州3个区实现生产总值5276.3亿元，是2001年的1.8倍，占全省生产总值的39.48%；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3428元，比全省平均高21.3%；财政总收入618.8亿元，是2001年的2.6倍，占全省29.26%，其中地方财政收入301.6亿元，是2001年的2.25倍，占全省28.28%。

　　“强县扩权，扩权强县，这是浙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内在的辩证法。”省发改委一位官员表示，这也是浙江的先发优势——体制优势和机制优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省的全国百强县个数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一，而且大部分百强县在全国的位次连年稳中有升。

　　以义乌为例，自2002年第三轮扩权以来，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社会财富显著增加。全国百强县市排名从2002年的第20位跃居到2005年的第12位。“义乌商圈”的形成，不仅促进了本地区的发展，还带动了周边地区的发展，其辐射范围甚至遍及全国。据粗略统计，义乌市场的来料加工业务已辐射全国10余个省市，带动100万人增加收入，年均支付加工费20亿元。

　　藏富于民，藏富于基层，充分调动了县一级发展经济、增强财力的积极性，也强化了县级政府“要发展，就要千方百计搞好服务、吸引企业”的意识，使县域经济成为浙江经济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在“省管县”改革中，浙江模式已成为不少地方借鉴的蓝本。据统计，自1992年至今，全国已有20余个省份试行“省管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