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中院:施救费是行政行为所致

　　在行政复议前，还有一个小“插曲”。“我开始是打民事官司，当时只想把钱要回来，并没有与公安‘作对’的想法。”

　　去年4月2日，陈振旺向平阳县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施救公司、交巡警大队“两被告”返还施救费、停车费490元。陈振旺的理由是，“交巡警大队在车辆能正常行驶的情况下，委托施救公司采取不适当的拖车方式扣留车辆，又将其依法负有妥善保管车辆的义务委托施救公司保管，由此产生的费用却转嫁给原告。”

　　但平阳县法院对起诉作出了“不予受理”的裁定。法院的理由是，“本案涉及交警部门扣留车辆引起的纠纷，不属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畴”。

　　“我要求施救公司和交巡警大队返还施救费和停车费，属于涉及不当得利之债，并非对平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扣留车辆的行政强制措施不服。”陈振旺认为，这样一个明确的诉讼请求，法院怎么能“不予受理”?交警部门同时兼具行政主体和民事主体双重身份，其委托施救公司的行为不属于外部行政法律关系。但其通过内部运作，故意规避法律，并取得不当利益。

　　陈振旺上诉后，“温州市中院的审判长打电话，问我能否调解。我不同意调解，终审法院维持了一审的裁定。”

　　去年6月15日，温州市中级法院的终审裁定说，“施救费系该车被强制扣留的行政行为所致，故要求返还该费用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

　　11月28日，记者到温州市中院采访，审判长通过中院办公室人员告诉记者，“没有什么好说的。”

　　温州中院又说:施救费与行政行为无关

　　既然温州两级法院认定施救费是交警的行政行为所致，不属于民事案件，那就打行政诉讼。

　　去年6月28日，陈振旺将平阳县公安局交巡警大队告上法庭，要求法院确认交巡警大队作出的扣留车辆行政强制措施，由原告承担施救费、停车费的行为违法，并判令返还施救费、停车费490元。在这个行政诉讼中，施救公司是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

　　因为有民事诉讼的“施救费是行政行为所致”的结论在前，法院审理起陈振旺的行政诉讼显得“异常艰难”，三个月后，去年9月30日，平阳县法院作出一审裁定:驳回起诉。法院的理由是，“490元施救费、停车费的收取，是施救公司的行为，不属县公安局交巡警大队行政强制措施的内容，故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事项不属于行政审判权限范围。”

　　“法院一会儿说，施救费是行政行为所致;一会儿又说，与行政行为无关。”陈振旺被搞蒙了，“上诉后，去年12月14日，温州中院作出终审裁定，自然又是驳回。”

　　记者看到，温州中院的终审裁定“比较高明”:“施救费系长安施救公司收取。陈振旺又没有证据证明，交巡警大队与施救公司存在隶属关系，或者涉案款项最终由平阳县公安局交巡警大队收取。故其所诉的行政行为不存在。”

　　“二审期间，我与陈振旺谈过话。”温州市中院行政庭副庭长、陈振旺案件审判长章禾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主要是诉讼请求的问题，陈振旺在民事诉讼中，认为有行政行为存在，交警的扣押行为，加上施救公司的拖车行为，共同侵犯了他的权益。因为涉及交警的扣车行为，所以给驳回了。他在诉讼请求中，混同了民事行为和行政行为。”

　　至于行政诉讼为什么被驳回，章禾舟分析说，“交巡警大队没有收取这个费用，交巡警与施救公司也没有委托关系，虽然每次都是这个施救公司去施救，但也不好认定是委托。纠纷发生了，陈振旺也同意扣车，这与交警扣车有区别。”

　　“我也与陈振旺探讨过官司怎么打，怎么救济的问题，我认为，首先是打民事官司，明确是纯民事的。”章禾舟说。

　　陈振旺:我是在做公益诉讼

　　“诉讼标的只有490元，而且在两级法院作出裁定前，交巡警大队多次要把钱退给我，我都没要。我是在做公益诉讼。”陈振旺认为，“长期以来，交警部门与施救公司联合乱收费，是非法的，应该取消，不能再乱收费了。我要把官司打到底，要让交警给公众一个交代、一个说法。”

　　陈振旺把话锋一转，“而且，整个温州都是这样。公安交警从施救公司那里拿提成，交警拿大头，施救公司拿小头。如果我打赢了这个官司，不仅会引起连锁反应，也会断了交警的财路。”

　　因为这个官司，陈振旺搞了许多调查研究。“在浙江温州地区，发生交通事故后扣留车辆，由交警委托施救公司拖车，并由施救公司向当事人收取施救费和停车费的做法由来已久，该收费行为是否合法，应当依法接受司法审查。多年来，施救公司依靠交警部门扣留车辆，向公众收取所谓的施救费和停车费的数额特别巨大，施救公司与交警部门之间存在的利益关系，众所周知。”

　　近日，陈振旺又向浙江省高院提交递交申诉状，要求再审。“我绝不妥协，最终目的是要通过这一典型案例，遏止交通警察在执法中向公众变相乱收费的违法行为，为公众维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