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卖买卖，有买才有卖，当郑文丽和金海涛在享受非法所得的暴利时，又是谁在助长他们的嚣张气焰，给了虚假发票广阔的生存空间?

　　事实上，虚假发票的强大生命力，正是来自其背后巨大的利益漩涡：造假、售假以及买假三方利益均沾。自7月份主要嫌犯落网后，警方一直花了3个月时间在追查假发票的去向。近3亿的案值让人震惊，同样，购买假发票的企事业单位名单也同样令人触目惊心。

　　陈小清向本报记者表示，对于购买假发票的公司、单位和个人，税务部门已经责令其依法补税，对于构成刑事责任的，公安机关将依法予以起诉。他透露，购买假发票的单位中包括一部分国有企事业单位。

　　记者辗转获得的警方一份资料显示，衢州某大型国企下属的工程公司亦卷入此案，该工程公司下辖有40余家挂靠项目部，项目部结算工程款均由各项目部自行提供发票，然后交公司财务统一结算，由于缺少必要的发票管理规章和统一规范的程序，导致该公司下挂的40个项目负责人从各种渠道购买假工程发票169份，开票金额近2个亿，给国家造成税收流失1000余万元。

　　事实上，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在我国现行体制下，只有税务机关才拥有出售、开具发票的权利，但为何还有这么多人深信会有从特殊渠道流出的“内部发票”呢?一位不愿具名的警方内部人士就透露，当下遍布城乡的形形色色的税务代征点的管理无序化正是无形中推动假发票猖獗的又一大原因。该人士认为，税务部门对目前广泛存在各代征点普通发票的领购、使用、保管、缴销等环节的管理还存在一定的漏洞。

　　“尤其是一些挂靠企业和单位，很难从税务机关获得发票，无奈之下他们只得通过购买假发票，来抵缴税款，维持企业运作。”该人士表示，在“3.18”特大制售假发票案中，警方查获的假发票多以税务机关代开发票及建筑业统一发票(代开)为主。“各税务代征点都有引稅任务，从而产生以返点优惠的形式争相吸引税款的现象，且各税务代征点返点的税率不一致，该模式导致受票人对开具低税率发票信以为真。”

　　制度缺陷下的无助守望

　　“出来混，迟早要还的。”事实上，从做假发票的第一天开始，郑文丽就做好了随时去“还”的准备。

　　陈小清向记者透露了一个细节，在从事制售假发票前，郑文丽曾专门咨询过律师，得知“不论涉案金额大小，制售普通假发票，最高刑只有7年”。与之对应的是，制售假发票利润和贩毒相差无几，风险却明显小得多，因此郑文丽决定放手大干一场。

　　法律界人士表示，现行法律法规对于制售假发票犯罪的经济犯罪处罚相对偏轻，以致在高额非法利润的驱使下，制售假发票的犯罪始终屡禁不绝。

　　据悉，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发布于1993年，15年前制定的法规对各种违规行为的界定比较笼统，对制造、出售、开具和使用假发票的行为处罚标准低、弹性大，已不利于打击此类违法犯罪行为。

　　此外，按照检察机关的规定，目前制售假发票的定罪只有两个条件：一是印制假发票，二是销售假发票达到一定数量。除了这两种情形外，持有、运输假发票都不能定罪。假发票贩子们也很“懂法”，陈小清告诉记者，犯罪分子往往身上只带几张发票，数量都不超过50份，或者索性就不拿，等谈好了生意再开具，导致公安机关难以直接对他们进行处罚。

　　事实上，除了法律层面凸显的打击假发票犯罪的漏洞外，我国现行的“以票抵税”的发票税收制度，似乎也意外地成了假发票泛滥的推手。

　　衢州某企业的一位资深会计就透露，假发票之所以受到一些企业的“追捧”，正是由于公司还没有形成合理与透明的财税运作机制。“因为基本工资以外的奖金、分红等费用，都没办法通过适当的渠道入账并缴税，个人和公司也不想多缴税，于是就大量购买假发票来冲账，这在客观上刺激了假发票市场。”

　　“3.18”特大非法制售假发票案的告破，或许只是揭开了虚假发票在衢州的冰山一角。眼下年关将至，又到假发票制售的旺季。对陈小清和他的同事而言，他们在享受“3.18”特大非法制售假发票专案告破带来的短暂喜悦时，新的战斗又已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