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矛盾二：收入差距扩大与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之间的矛盾。
当今世界，有三种收入分配结构可供选择：一是“上大下小”的金字塔型收入分配结构；二是上下一般粗型的“筒状型”结构；三是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结构。第一种收入结构差距大、社会矛盾突出，社会不稳定；第二种平均主义严重，效率低下；第三种较好地体现了效率与公平，中间人群占多数，收入差距小，社会稳定。
一位世界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研究表明，收入差距呈现一种倒U型结构，开始收入越低，收入差距越小；人均收入在两三千美元的时候，差距最大，社会最不稳定；过了这个坎儿，人均收入平均越高，差距越小，社会越稳定。
当前，中国恰恰处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两千到三千美元之间，呈现金字塔型的收入分配结构，差距不断扩大。
面对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初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让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要基本消除。这种政策安排实质上意味着未来我国要选择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收入结构，显然这种结构对繁荣经济、稳定社会是非常有利的。选择这种收入分配结构，我国的难题是如何从初次分配到再分配制度上，培育和做大中等收入者群体，使目前许多低收入群体通过奋斗进入中等收入者之列。这既需要较长时间，也需要一个科学的制度安排。
要想抑制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培育和做大中等收入者群体，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一是必须做大国民经济这个“蛋糕”；二是制定一个合理的收入分配调节政策，在初次和再分配过程中科学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防止收入差距过度扩大。三是强化税收调节，扩大财政转移支付，整顿分配秩序，创造机会公平。
为什么要建立生态文明社会？
矛盾三：资源环境承载力下降与转变发展方式之间的矛盾。
众所周知，依靠大量投入资源、资本和劳动要素获得经济增长的方式不可持续，中国的资源环境已经难以支撑这种工业化模式，必须转变发展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我们能否改变经济发展方式，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实践上将遇到巨大的挑战。
当前，我国遇到了比先行工业化国家还要大的难题，对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工业化大国，既要不断增加社会财富，又要减少污染排放，这种新型工业化道路，比当年发达国家工业化支付的成本要大得多，在工业化进程中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既需要制度、体制改革，也需要科技创新等方面的措施推动。
为什么要加快推进改革？
矛盾四：渐进式改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减弱。
30年来，中国走了一条渐进式改革路线。在改革路径上采取了从下到上、先易后难的方式，特别是在改革初期，通过农民、工人的改革创新，成功以后被上层认可，然后向全国推广。在改革开放的顺序上，采取的先生产后流通，先经济后社会政治其他领域。在改革进程上，采取了局部试点，先点后面，循序渐进推动。在利益结构上，采取了一种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的办法。这种改革开放的特点决定了收益群体从初期到后期受益阶层是有变化的。
改革开放初期，搞土地承包、车间承包，农民、工人先受益；但随着时间后移，改革从下层向上层延伸，从农村转向城市，精英层到后期受益越来越高，农民和工人受益越来越少，甚至边缘化，特别是垄断部门和公共权益部门的改革，精英层的受益要比其他阶层大得多。
到了30年之后的今天，容易改革的领域越来越少，需要从下到上的改革也越来越少，同时渐进式改革到后期还形成了一些利益集团，有些集团利用公共资源，形成了强势集团，当改革到一定时期，他们改革的动力下降。面对这种利益结构变化，必须进一步革新改革方式。
“四问”是“成长中的烦恼”
不管中国近期或者是长期所出现的诸多矛盾和问题，都是阶段性和周期性的。这种矛盾是经济社会发展过快形成的“成长中的烦恼”。只要通过进一步改革和发展就可以解决。
回头来看，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为什么能够成功？老百姓为什么拥护？我认为在三个领域里的改革值得历史记载：第一，让农民有地种，让穷人有饭吃；第二，让千万精英通过公平的高考制度，改变自己的身份，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使我国的行政体制建立一种非常有生机的轮换制度上；第三，实行对外开放，大量引进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
三个领域改革成功的最基本经验是改革开放让农民有地种、让穷人有饭吃；让精英有实现社会价值的公平通道。
因此，我认为今后30年里中国还应该紧紧围绕这两个群体来改革：第一，怎么保证穷人或者弱势群体有饭吃，有岗位就业，有社会保障？第二，怎么让社会精英发挥他们的创造性，让他们公平地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这才是我们改革需要坚持的方向。
政府转型是关键
-张燕冬博士
马晓河研究员所阐述的全部内容贯穿一个主题，即危机意识和创新理念。无论是他对当下经济时局的解读，还是对潜在问题的剖析，乃至对中国改革开放路径的思考，无不渗透这一洞察力。尤其是他的四问：为什么中国人总喜欢存钱？为什么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为什么要建立生态文明社会？为什么要加快推进改革？归结起来，都与政府决策和职能相关，与政府自身的变革与转型相关。
从过去30年的经验看，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始终伴随着政府治理方式的变革。
而就现实情况看，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关键在于政府能否突破自身的局限性，建立起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体制多重转轨国家，随着经济、社会矛盾的日益突出和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加，至少有三大任务摆在政府面前：一是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中，以更高的效率、更低的成本去做政府应该做的事。二是妥善协调日益复杂、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三是政府不仅要对国家可持续发展中的资源、环境承担责任，而且要减少和消除对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的各种扭曲性干预，使市场机制有可能发挥基础性作用。更为重要的，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所言，在于建设一个能够为市场机制提供支持的法治环境，没有这个制度平台，就难以摆脱公权不彰、规则紊乱、秩序失范、利益阶层关系紧张的状态，难以使经济和社会生活进入和谐稳定之轨道。
由于特殊的国情和全球化影响，中国的政府转型更为复杂。之所以复杂，是因为中国社会的历史性转型既要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和机遇，又要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和民主法治建设，同时还要实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这就对中国的政府转型和职能转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鉴于此，我们迫切需要把握社会矛盾变化的过程以及政府转型与职能转变的特定背景和现实需要，既要看清经济快速增长与发展严重不平衡、资源与环境约束日益突出的现状，又要正视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不到位、公共产品严重短缺的突出矛盾，把切实提高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有效、公正治理的能力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在完善和健全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减少政府不合适行政干预的同时，又需要国家和政府利用所占据的特殊位置对各种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有效调节，为所有利益群体提供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