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下半年以来，浙江企业上演了多出悲剧。

　　去年6月份起浙江金乌集团、绍兴江龙控股集团、浙江华联三鑫集团等企业先后出现问题。温州云光泵阀制造公司老板朱吉光由于无法承担高利贷债务服毒自尽，金华一新制药公司掌门人郑亚津自缢身亡……今年，悲情继续上演，元宵节刚过，就传来浙江传媒大亨张世强由于非法吸储近10个亿在青岛自杀的消息。

　　企业倒闭、老板失踪，或者中小企业的生生死死，在浙江本属寻常，但去年以来一颗颗陨落的明星有颇多相似之处：大量涉足巨额民间高利贷，债务链条极其复杂。

　　而整个浙江企业负债到底有多少？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

　　在金融危机来临之下，债务大量的存在已经开始挤压企业利润以及可支配资金。如何让民间资金发挥应有的活力，并让中小企业拥有融资渠道，《放贷人条例》亟待出台。

　　“我知道有风险，但不知道有这么大的风险。”

　　2月23日，当年近60的姜贤在义乌的一家咖啡厅与记者见面时，刚从医院输完液出来。巨大的压力已经让姜贤的身体支撑不住，瘦瘦的姜贤，难掩焦虑。

　　从1月22日，听到朋友凌平被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的消息以来，姜贤的心上就被压了一块巨石：他还有600万元放在凌平那里生利息，随着凌平被投进监狱，这笔钱何时能讨回已经不能抱太大期望。

　　除了这600万元的高利贷外，更让姜贤揪心的是，他还曾经为凌平提供了3000万元的担保，而债权人封军随时都可以将他告上法庭。

　　一旦败诉，姜贤将要面临的是，即使卖掉自己在义乌的企业仍然资不抵债，而且拖累亲人。

　　致命的诱惑

　　坐在记者面前的姜贤，疲惫而憔悴。“我真的很后悔，贪图利息，冒了太大的险。在亲戚面前也抬不起头来。”姜贤说。

　　同义乌大多放高利贷的人一样，因为把钱存进银行里收益有限，而民间借贷利息高到月息4分、5分，有的甚至高达七八分，巨大的诱惑，使得姜贤把当时手头上600万元放贷给了凌平，约定月利息4分5厘，600万元中有一部分来自姜贤的姑父。

　　“当时把钱放在凌平那儿，能很按时地拿到利息，而且周围的人都是这样在做，也就不觉得有什么不好。”姜贤说。

　　让姜贤悔之不及的事发生在2006年10月底。当时，凌平找到姜贤，告诉姜贤，因为生产经营的需要，准备向某企业董事长封军借款3000万元。凌平提出，由姜贤女儿开办的公司出面担保。

　　“我本来就有600多万元放在他那里，这个顺水人情我也不想做，的确有风险。可是他后来找我，对我说，他现在资金很紧张，万一资金转不开了，我的600万元本金也还不出，他还告诉我，想办法把我女儿的公司公章偷出来就行了，他来签字盖章就行。”姜贤回忆起凌平当时的频频登门，并没有意识到，巨大的风险已经向他靠近。

　　面对再次劝说他的凌平，犹豫再三的姜贤还是偷出了女儿公司的公章、法人章，按照凌平的要求，提供了两笔一共3000万元的担保。“一方面我碍于多年同事朋友的情面，更是担心自己的600万元拿不回来，一时鬼迷了心窍，没想到有更大的麻烦。”说完，姜贤一阵剧烈的咳嗽。

　　咳嗽平息过后，姜贤告诉记者，在义乌，封军在他提供担保后把钱贷给凌平也是一件比较平常的事，“只要大家都知道，提供担保的人在当地是不是有企业，有店铺，做的什么生意，一般都会比较放心的。”姜贤说。

　　骑虎难下的困境

　　2007年年初，凌平因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捕。这时，姜贤才知道，凌平的事闹大了。凌平将从封军手中借的3000万元全部放了高利贷，而除了姜贤担保的这3000万元和放在凌平处收息的600万元，凌平还向其他70人、一家单位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高达8亿元。

　　2007年7月9日，由于借给凌平的3000万元拿不回来，封军以姜贤女儿的公司未履行担保义务为由，一纸诉状将姜贤女儿的公司告到法院，要求其立即支付借款本金3000万元，并支付利息360万元。

　　“女儿公司的公章和法人章是我在女儿不知情的情况下悄悄拿出来的，这个担保案中，我女儿公司所承担的担保合同应该不具有法律效力。”姜贤坚持，是自己的错误连累了女儿。

　　然而，这一案件显然存在巨大的争议。庆幸的是，此案因为封军的撤诉而暂缓一段落。但姜贤的心并不能放下来，因为诉讼期没过，对方只要有证据就可以随时起诉。

　　“我的600万元本金别想拿回来了。”对于封军的撤诉，姜贤知道，封军也是无奈之举，“封军知道，我女儿是做纺织品出口生意的，现在那20家店铺也不景气，即使打长期的官司，查封店铺拍卖后能得到一点钱，也不可能还那3360万元，与其拍卖，不如继续经营，而且我还有其他的债务，拍卖了封军也不一定能拿到太多钱。再说了，我女儿的公司是否要承担担保责任还是有争议的。”姜贤说，“无辜卷进集资案的女儿，已经陷入艰难境地。”

　　而刚刚过去的年也让姜贤包袱更重。

　　姜贤说，他自己借给凌平的600万元，很大一笔是从两个亲戚处借来的，其中一个亲戚办了一家厂。“当时借的时候，说3个月就还，可现在2年过去了，至今钱还没还上。我的这个亲戚的厂子因为缺乏资金周转，已经停产半年多了。”姜贤说，虽然少不了挨亲戚的白眼，但过年的时候，他还是硬着头皮去给亲戚拜了一个年，“我现在也是骑虎难下，亲戚能维护的还是要维护，不能搞得众叛亲离。”

　　“亲戚们都知道，这事也怨不得我，这边都是这样，企业的债务复杂，一旦出事，或者对方工厂倒闭，别人拖欠的账款想收回来就难了，银行也不会借钱给你，债主们也会第一时间把你的门槛堵死、踏平，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宁死都不能关门。”姜贤感慨，即使回到两年前，他可能还是会把钱放在凌平那里生息。

　　“大家都是这么做。”姜贤说。

　　民间借贷仍然兴旺

　　当记者在温州一家写字楼里见到某担保公司的老板蔡洪时，他正在接一个客户的电话。在蔡洪杂乱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各种空白的票据，大多都是已经打印好了的空白借据。

　　记者在蔡洪办公室的两个小时时间内，见证了这位“资金倒爷”的火爆生意。上午10点左右，蔡洪接到叶某的电话，叶某告诉他，要借50万元。放下叶的电话，蔡洪马上拨通了章某的电话，说需要50万元。不到半个小时，章某打来电话说，资金已经转到蔡洪户头。随后，这笔钱被蔡洪手下工作人员转到了叶的账上。

　　“每天我都会接到20个左右这样的‘求救’电话，都是来借钱的，有盖房子，有买船的，有要给员工发工资的，这不股市刚好起来，还有人找我借钱炒股的，其中不少客户的资金需求都在50万元以上。”蔡洪说，今年外部形势不好，但他的生意不错。

　　蔡洪在记者承诺不会透露真实姓名后，告诉记者，他开设的这家担保公司，实际上就是地下钱庄，“也可以叫融资中介，有时直接放贷，有时联系借贷双方，从中抽取佣金获利。”蔡洪说，半年前，他的担保公司每个月资金流量一般不超过400万元，收入也就在30万元左右，但从去年年底开始，借钱的人反而多了起来，每个月的资金量猛增到700万元左右，需求比原来增加了1倍多。

　　“眼下，在浙江，有困难的企业挺多的，要么债务缠身，要么资金链断裂、生产难以为继，要么经营有困难，找我们借钱最方便了，我们也不会操作特别大的业务。”蔡洪说，已经做了七八年的他们对风险的控制有自己的一套方法。“我们主要做短期的，而且有一些固定的‘钱友’，互相信任，有担保，一般不会出大的问题。”蔡洪说。

　　然而，蔡洪的乐观有些过早。

　　民间借贷由于不受保护，在外部经济环境继续恶化之际，姜贤们、蔡洪们的风险也被急剧放大。根据浙江省公安厅统计，2008年浙江省各类经济犯罪案近5000起，涉案总额达100亿余元，案件数量、涉案金额均呈逐季上升趋势。其中，非法吸储案位列榜首，涉案金额近百亿元。

　　贷款公司很“差钱”

　　和地下钱庄的火爆生意相比，浙江的小额信贷公司却资金告急。

　　过完年后，温州永嘉瑞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潘献勇说，他一直在为资金的事情犯愁。“前期1亿元的注册资本金，早在元旦前就基本贷完了，我们也在找钱。”

　　永嘉瑞丰由温州著名鞋企奥康集团担任主发起人，联合9家企业共同组建的，注册资本1亿元。“这笔资金全部为实收货币资本，由10家投资人一次性足额缴纳。”潘献勇说，根据相关规定，小额贷款公司可从商业银行融资，但额度不得超过资本金的50%。依此，永嘉瑞丰与中国农业银行签订合作协议，将向后者融资5000万元，“注册资本1亿元，加上银行拆借的5000万元，可贷资金将达到1.5亿元，但由于不能吸收存款，只能等着放出的钱收回来后再继续放贷。至于增资扩股，之前规定增资必须在一年后，相关主管部门还没有松动。”

　　不光是永嘉瑞丰，温州第一家开设的小额贷款公司苍南联信小额贷款公司(以下简称“苍南联信”)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从去年9月份开业至今，苍南联信已经累计发放贷款1.7亿元，手头基本上没有余钱了，而该公司注册资本为1亿元。“贷款公司也差钱，着实尴尬。”一位小额贷款公司的老总调侃说。

　　温州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也说，没想到贷款公司还这么缺钱。周德文一直就是民间金融合法化的积极推动者。前段时间，为弄清温州中小企业开年的资金需求量到底有多大，他配合温州市政府做了一个调研。并对温州已开业的5家小额贷款公司进行了调研，结果发现，最集中的问题就是资金短缺。

　　“我们调查了300多家中小企业，它们需要资金是70多亿元。如果按这个来推算的话，那3000家企业就是700亿元，3万家就是7000亿元，温州有10多万家工业企业，还有大量的中小商业企业，还有个体户，那么这样算下来，资金需求的规模非常大。”周德文说。

　　而对于2008年刚被阳光化的、专门从事放贷业务的小额贷款公司为什么也愁钱，周德文分析，按照浙江省的规定，每家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不得超过2亿元，温州市16家小额贷款公司全部成立后，其总注册资本金仅32亿元，这只相当于温州6000多亿元民间资本的0.5个百分点。

　　“小额贷款公司的资金缺口很大，在小额贷款公司借不到钱后，自然就会找地下钱庄。”在周德文看来，如果小额贷款公司上述限制得不到解决，在《放贷人条例》未出台及实施之前，温州地下钱庄仍将是民间融资的主体。

　　除了注册资金的限制外，周德文认为，还有两条限制性条款也让小额贷款公司难以施展。“一个限制是，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这是条‘底线’，另一条是，严禁吸收公众存款和非法集资，这是条‘高压线’。”周德文说，这两条规定，在控制风险的同时也限制了小额贷款公司的自由度，“小额贷款公司将长时期内在民间放贷和金融机构间尴尬生存。”

　　除此之外，在有“民间借贷第一人”之称的温州方兴担保公司董事长方培林眼里看来，地方政府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谨慎推广也是导致小额贷款公司尴尬处境的原因之一。

　　“按照中央的规定，有限公司的小额贷款公司注册金最低不少于500万元，股份制的最低不少于1000万元，但地方政府却设置了不少限制。比如温州就规定，发达区县有限公司的注册金是2亿元，欠发达区县是1亿元。而在发起人上，国家规定是以自然人、企业法人和其他投资为主体，中央的意思也是让自然人成为投资主体，但是在地方上又出现了偏差，以企业为主，把自然人最后考虑，甚至不考虑。而恰恰民间资本最活跃的又在个人。”方培林说。

　　“提高小额贷款公司的准入门槛，考虑到骨干企业易于监督管理，这种做法当然有利于安全，但是，谨慎有余大胆不足，不能解决浙江民间资金出路的问题。”方培林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凌平、姜贤、封军、蔡洪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