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杭州宝石山下。一幢三层老屋。每日清晨4点多，二楼一个房间准时亮起灯光，雷云消瘦的身影闪现在窗台，或读书学习，或伏案写作，或因疲乏站起身来仰望星空……

　　进过这书房的学者都说，雷云踏踏实实做事，到现在仍保持着基本流程：或读书看报，“充电”一段时间；或系统关注国内外的理论热点和动态，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研究，如果发现新问题，他就要写文章。他遇上理论困惑不动摇，碰到现实矛盾不回避，面对错误观点敢斗争。

　　总结起来，老雷不仅在理论界有过三次学术上的思想交锋，还在身患癌症时，与死神抗争，奋笔疾书，是一个顶天立地可为马克思主义殉道的人，是一个坚持真理、又能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高尚的人。

　　第一次思想交锋缘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次，全国政协原副秘书长、时任中宣部理论局长卢之超来杭州，见到雷云时，谈及理论局正与教育部主编一本高校教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一事。听说此书刚出版就有人“拍砖”，进行攻击和否定。雷云敏锐地感觉到，加强高校“两课”建设，编出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新教材，很有必要，此书出得及时，有什么不同意见可以商榷，但不能全盘否定。他表示，要写文章支持，通过学术上的思想交锋，把事实讲清、把道理辩透，捍卫你们这种做法。卢之超回北京后果然在《光明日报》看到雷云写的一篇文章，旗帜鲜明地对否定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错误观点进行驳斥。20多年后，卢之超对记者说：“从这件事看，雷云是一个非常好的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非常忠诚，对党的事业非常认真、敬业。”

　　1989年5月，雷云担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随着身份的改变，角色的转换，他对理论事业的追求有了一个思想飞跃，认为写论文搞思想交锋，不单是个人和学术上的事，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准确研究、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对干部、党员进行正确引导，乃是职责所在。

　　第二次思想交锋是苏东剧变之际。有人对民主社会主义很感兴趣，竭力宣扬。雷云见势头不对，觉得作为一名党的理论工作者应旗帜鲜明地站出来，表明立场和观点，便奋笔疾书，前后发表3篇文章，展开激烈的思想交锋。雷云的文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民主社会主义的形成发展讲起，再剖析它的本质，讲得十分透彻。还特别提醒，要警惕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对中国的影响。

　　20年过去，现在再来看雷云第二次思想交锋时所阐述的观点和结论，依然是正确的。这种提醒非常重要，并且越来越重要。

　　如果说，上述两次思想交锋反映出雷云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浩然正气，那么，2001年的第三次思想交锋，则让理论界看到雷云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一丝不苟的学者风范。

　　雷云常给《求是》杂志写稿，还担任《求是》杂志的浙江联络员，后来又担任第一读者，每月要写评刊意见。2001年该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引起他的注意，作为特聘的“第一读者”，他觉得该文某些观点不准确，不实事求是，因此写了评刊意见寄出。据《求是》杂志原编委李明三回忆，该文发表前，值班副总编辑对个别观点也持有不同看法，竟与雷云后来的评刊意见完全一致。

　　2002年上半年，雷云写文章认为党的思想路线应包含与时俱进的内容，建议把思想路线表述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为此，《求是》杂志内参把雷云的观点与另外几位专家的类似观点综合起来，编了一个“专报”，报送中央。党的十六大报告集中全党智慧明确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这其中也凝结着像雷云同志这样一批党的理论工作者的心血。此外，老雷的《实话实说：用彻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剖解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一文，也受到理论界的广泛关注。

　　最近，老雷发表《科学发展也是客观检验标准》一文，提出要进一步深化和运用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以科学发展作为检验我们的一切思想观念、路线方针和实际工作的客观标准，这一观点在学界还是首次提出。对此，京城理论界对浙江的雷云很是敬佩，认为他不仅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扎实深厚，还对党的理论创新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和强烈的责任感。

　　“他与时俱进，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能正确理解，融会贯通，没有出现忽‘左’忽右的摇摆。”对雷云比较熟悉的《求是》杂志社的一位领导认为，“他的理论文章观点比较准确，突出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二

　　无论在省委宣传部还是在省社科联当领导，雷云凭着自己的理论敏锐性和高度责任感，踏踏实实做事，一方面在工作中自觉坚持真理，对一些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总要及时提醒，展开积极的思想斗争，打“防疫针”；另一方面，他又实事求是，保护和鼓励专家学者勇于理论学术的探索创新。

　　1995年，一位大学教授写的一篇理论文章，引起一些争议。有的同志上纲上线，给省领导写信告状。雷云调查、分析后，在向省委汇报时，力主把理论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分开来，得到省委领导的认可。这样做，既分清了是非，又团结保护了同志。据了解，这些年来，浙江理论界没有出现过一次因学术问题而挨批受处理的情况，形成较为活跃、和谐、宽松、民主、团结的良好氛围，一大批理论人才脱颖而出，理论创新成果越来越多。

　　三

　　谁能知道，多少年来，为做好浙江的理论工作，老雷操劳过度，已身患胃癌绝症！1993年做了胃全切除手术，先后10次化疗，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

　　雷云说：“患绝症吓不倒我，觉得应以唯物主义态度泰然处之，但真正让我伤心的是我的理论生涯可能从此终结，但我不甘心就此完结，只要活着一天，我就要与理论结伴一天。”

　　1994年3月还在进行化疗时，老雷不顾家人反对和医生劝阻，争取到每天1个半小时看书和写作。1995年1月出版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本问题》一书，25万多字竟然是在化疗中写成的。后来，他又在身体尚较虚弱的情况下，写出27万多字的《论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科学体系》一书，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雷云从写作中得到了巨大的精神慰藉和力量，从而一次次笑对死神，闯过了“鬼门关”。因年龄原因，他于1994年从副部长岗位上退下来，专任省社科联主席，直到1999年底退休。

　　伴随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雷云的智慧得以尽情迸发，才华得以充分展示，取得硕果累累：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发表约400万字的理论文章或专著；3次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优秀理论文章奖；在省级社科理论研究成果评奖中，2次获特等奖、16次获一等奖。其中100多万字是退休以来完成的，集结成《党的三大理论成果研究文集》和《社会主义理论研究文集》(即将出版)两部论文集。

　　曾参与负责全国“五个一工程”理论文章评选工作的中宣部社科规划办主任张国祚告诉记者：“我为什么会注意到雷云呢？不仅是他三次能够入选‘五个一工程’文章评奖，而且，他也是北京以外当时唯一靠基础理论研究入选的理论工作者。”

　　四

　　尽管步入生命的黄昏，一生笃信马列的雷云，老而弥坚，认为党的事业要传承和发展，党的理论创新也要不断探索发展，因此，自己要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

　　2009年的春天，智者雷云又看到陡涨的春潮在向弄潮儿召唤……3月6日，他接受本报记者独家采访时透露：今年他有许多重要事情要做，特别是要从理论的角度，围绕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60年这个总题目写几篇文章，向共和国60周年大庆献礼；还要到党政机关、高校作几次理论辅导报告，让干部、党员和学界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更坚定一些，从而也使自己的人生意义更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