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浙江频道4月2日电(记者傅丕毅、张道生、裘立华)记者在农民工输入大省采访时，由于农民工没有纳入政府就业、失业登记制度范围，没有一个政府部门能够提供当前阶段比较准确的农民工就业、失业数字。同时因为没有建立统筹城乡的就业政府考核体系，基层干部缺少为农民工就业提供服务的动力。一些专家呼吁，要正视当前农民工就业中出现的"怪现象"，尽快从科学发展高度建立统筹城乡的就业政府考核体系。

　　说不清、道不明的农民工就业数字

　　记者在杭州、湖州、绍兴、义乌等地调研农民工就业时，碰到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无论是哪一级政府，或是哪一个政府部门，都说不清在当前严峻经济形势下，本地究竟有多少农民工已经就业，或有多少农民工已经失业，政府部门说得清、道得明的最多只是企业提供的就业岗位数。

　　在位于香山路上的义乌市劳动力市场，当记者询问起当地春节后农民工就业岗位的波动情况时，义乌市就业管理服务局局长黄允龙这样回答记者："劳动力市场上人气没有明显变化。"记者问到："是否出现了大量农民工找不到工作的状况呢？"黄允龙顿了顿对记者说："劳动力市场的情形，很难反应全市的真实状况。"对于记者接着提出的，作为就业管理部门，是否对岗位减少状况，以及哪些行业就业受到冲击比较大进行过调查时，黄允龙没有做出正面回答。

　　在温岭市劳动保障局，记者也同样询问了农民工就业波动情况。该局副局长李玉友说他们还没有就具体情况进行过调研，不过根据媒体的报道来看，他认为温岭农民工的就业情况还可以。"就业岗位数量究竟有多大变化，有多少农民工节后返城了？"记者一再地就这两个问题进行追问，李玉友告诉了记者这样一个数字："估计在3月份会减少5%的岗位。"

　　记者在绍兴采访时，也遇到类似的情况。对于绍兴县有多少农民工需要就业，当地一些政府部门官员说没有具体的统计。就业岗位的数字也是抽样调查企业得出大概有多少岗位。

　　一位镇党委书记的"苦经"

　　湖州织里镇是国内著名童装生产基地，除本地人口外，大约有25万流动人口，镇党委书记陈鑫堂向记者诉说了他的苦恼："农民工确实为织里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从内心来讲，我希望农民工能够少来，因为每来一个农民工，我的管理费用要增加500元，包括治安管理、卫生管理、就医就学、劳动保障、供电、供水等管网基础设施配套，去年花在农民工身上的管理费将近1个亿，镇里压力非常大，25万人的管理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数字叠加。"

　　陈鑫堂做过一个统计，去年在织里打工的农民工每个人平均收入大约为3万元，"以25万人计算，那就是75亿元，这解决了多少家庭的生活问题？为社会培养了多少有技术的熟练工？甚至老板？"陈鑫堂说："从来没有人，也没有部门，从解决农民工就业的角度对基层干部进行过考核，有的只是GDP考核，但是GDP统计的是规模以上企业，就业大量是在中小企业和家庭工业，我们最根本的目的不是GDP有多高，而是老百姓有没有富起来！"

　　记者在许多农民工聚居地采访中发现，陈鑫堂的"苦经"在基层干部中有强烈的认同：没有任何一个部门测算过管理农民工需要花费的社会成本、行政成本，也没有一套评价体系从解决农民工就业的角度来评价基层干部。在发达地区的农民工输入地，一些有怨言的基层干部并非拒绝农民工流入城市，他们非常认同城市大门向农民工打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大门打开以后，除了要建立起保障农民工权益的制度体系外，还应该有一套针对城市管理者的公平的评价考核制度。

　　加快建立统筹城乡的政府就业考核机制

　　一些基层干部和接受采访的专家认为，无论是说不清的农民工就业数字，还是基层党委书记的"苦经"，都折射出当前须进一步加快建立统筹城乡的政府就业考核机制，而前提是首先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失业登记制度。只有把数字敲实了，体现奖惩的考核才能有刚性；只有刚性的考核，才能给地方干部为农民工服务提供动力。

　　首先是要尽快建立基于城乡统一的就业、失业登记制度基础上的失业预警机制。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曾经进行过一项统计，以在浙江农民工总数1700万计算，其中本省农民工约1200万，外省农民工约500万。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研究院院长陈诗达说："现行的就业、失业登记制度是把这1700万农民工排斥在外的，因为登记的就业、失业对象只是城里人。"绍兴县当地基层干部也说，现在只有下岗职工、40、50人员就业有考核指标，而农民工就业没有纳入考核，所以还得上级部门出台相关措施。

　　陈诗达认为："如果不把农民工纳入就业、失业登记制度，在当前严峻经济形势下，就会出现这样的笑话，经济很糟糕，大量农民工失业了，但我们的失业率还是很漂亮！"

　　浙江省委党校教授吴锦良说："近年来，许多专家都在呼吁建立失业预警机制，因为这个机制在社会风险管理机制中占有重要地位，通过对某一区域失业状况的分析，党委政府能够提前应对可能发生的社会不稳定，但是如果不把农民工纳入就业、失业登记制度，失业预警机制建立无从谈起。"

　　其次是尽快建立统筹城乡的政府就业考核机制，让就业成为衡量地区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主要指标。农民工被排斥在国家就业、失业登记制度之外的现象，暴露的仅是当前我国就业机制存在的诸多问题之一。一些基层干部和专家呼吁，在西方发达国家，衡量政府经济管理水平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就业率，我们党委政府应该更多从就业角度评价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建立刚性的、细化的统筹城乡的就业考核指标体系，就业考核指标应该像安全生产、社会稳定一样有"力度"。

　　一些基层干部和专家认为：上级政府应该把城乡就业率的提高、失业率的降低，作为对下级政府考核考评的重要指标。政府在衡量一个企业的贡献时，除了税收外，还应该考虑企业每年创造了多少就业岗位，支付了多少工资。政府在评估一个项目的时候，要评价这个项目能带来多少就业岗位，要把能提供多少就业岗位列入政府审批，尤其在产业转移过程中，中西部地区要重点考虑引进高就业项目。政府除了进一步完善就业、失业登记制度外，还应该主动建立调查失业率机制，因为有些实际失业者或就业者并不会主动到劳动部门登记，政府可通过访问调查的方式，进一步掌握准确的就业、失业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