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中国学界双星陨落。国学大师季羡林与航天之父钱学森相继辞世。

　　温家宝总理说：“我多次看望钱学森先生，给他汇报工作，他对科技没什么意见……转过话题就说，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句话他给我讲过五六遍。”

　　“钱学森之问”，振聋发聩。著名学者王义遒教授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几行字，“他(钱学森)有遗憾：我们没有出更多像他这样的杰出人才”。“教育担待不起‘培养’杰出人才的全部责任。他期待一个时代，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

　　回望上世纪第一个十年，那是一个大师涌现、光照后世的年代。当中国最后一批大师离开后，谁来填补他们的空缺？

　　话剧画展音乐会

　　一个杭州男人的文化生活

　　人真的是会变的。对33岁的公司经理郭军来说，20多岁时让他体内肾上腺素激升的酒吧、演唱会，正越走越远；现在，他会开着标致307，到剧院、美术馆去看看话剧、画展。这个周末，他还打算带上儿子，到刚刚开馆的浙博武林馆区去看那幅著名的《富春山居图》。

　　这一变化的发生，不仅仅是因为欣赏口味的转变，还因为这座城在这10年间提供了许多机会和场地。

　　本周二，位于杭州西湖文化广场的浙博武林馆区和浙江革命历史纪念馆向公众开放，除了老人和小孩，中午时分不少在广场附近上班的年轻人也会到展厅里逛逛。之前，省自然博物馆和科技馆已先期入驻，3大场馆并肩“作战”又暗中角力。

　　上世纪末，郭军大学毕业后来到杭州，买的第一套房子在复兴大桥北岸的紫花苑。10年间，这个从事建材行业的年轻人见证了这个城市众多文化设施的动工和建成；而他在文化生活领域的趣味转变，则让人看到了这个城市在文化消费方面的多元和高雅。

　　郭军大学毕业时，现在当红的浙江卫视主持人华少才刚刚出道，当时他在银泰的一间户外直播室做电台节目，顺便也帮人做一些演唱会的宣传。

　　华少还记得2000年黄龙体育中心刚启用不久时，举行了一场演唱会，“名字叫‘六星级演唱会’，来的明星有迪克牛仔、动力火车、许美静等。当时的杭州城，演唱会是个新鲜事物，人们趋之若鹜，全城都在谈论。”

　　而在此之前的1999年冬天，杭州曾来过一个伦敦的马戏团，因为没有演出场地，只能在兴建中的黄龙体育中心边的一块空地上搭了个帐篷。

　　的确，在这10年间，众多重量级文化设施走进了杭州人的生活：西湖文化广场、浙江美术馆、杭州大剧院、杭州图书馆新馆、红星剧院、西湖博物馆相继诞生，杭州爱乐乐团和浙江交响乐团双双亮相。刚刚开馆的浙江美术馆尤其受人关注，这是一座体量巨大的建筑，如果以正常的速度行走，要花3个多小时。它的出现让浙江美术界欣喜若狂。

　　不仅杭州，在全省，宁波大剧院、湖州大剧院等一大批上规模、上档次的现代化文化设施纷纷出现。在这背后，是浙江对文化投入的稳步增长。

　　2008年，全省各级财政对文化的投入总额(不包含对基本建设的投入)超过了26亿元；我省文化事业费占财政支出比重，连续8年居全国第1位。

　　人文底蕴深厚的浙江，却难寻文化大师的身影

　　黄媛媛(化名)是杭州一家企业的策划，前段时间她的老板想请名家给员工讲讲文化方面的东西，于是开始请人。刚开始想在省内请，但多方打听却找不到合适的人。最后从北京请了一位知名学者，“老板是个爱读书的人，为这事他特意问了一些圈内人，推荐给他的都是北京、上海的名家，没有浙江的”。

　　这让黄媛媛很有感触：人文底蕴深厚、经济发达的杭州乃至浙江，要寻摸出几个响当当的文化大师，却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

　　这10年间，一幢幢体量巨大的现代化文化设施一一现身，众多文艺演出让市民大开眼界。与此同时，这个经济发达的沿海省份对文化大师和大师级作品的呼唤越来越强烈。呼唤背后，多少有些尴尬。

　　在此背景下，2005年夏天，浙江提出大力实施文化大省建设“八项工程”，其中就包括“文化人才工程”和“文化精品工程”这两项，强调“要在文化领域重点造就一批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文化名人和文化大师”，“努力打造若干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的文化品牌”。

　　这一决定发布后，有人这样评论：“浙江是一个代代有文化巨匠诞生的地方，可他们大多在省外发展，‘墙里开花墙外香’比比皆是。环顾当今，有几个浙江生、浙江长的文化名人是响当当的？是浙江的文化氛围不足、商业气味太浓？抑或是外面的世界宽广精彩，‘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

　　浙江大学艺术学院院长陈振濂，对此看得更深远。“为什么现在缺少潘天寿、黄宾虹、沙孟海这样的大师？我们需要建立起一套培养文化大师的机制，用各种方法支持和鼓励那些具有大师潜质的人。在这方面，仅仅靠政府的扶持是不够的，还需要与市场的适度结合。”

　　更深层的原因，或许还在于物欲的浮躁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缺乏。

　　在陈振濂看来，有一些年轻人本来是有大师相的，“可是名气一大，欲望就多了，整天就是买大房子、买好车子，他这个大师相就没了。可以说，欲望和钱把他给害了”。

　　“免费”到“自费”，城市就这样逐渐文化着

　　尽管仍然缺乏大师，但许多杭州人的生活早已不是简单的柴米油盐酱醋，生活的丰富度当得起“文化”二字。

　　从事IT业的白领徐辉，他的十年文化生活可以用“免费与自费”这个主题来形容。一方面，很多博物馆、美术馆、纪念馆纷纷免费开放，看展览只是时间问题；另一方面，一些精彩的演出很少能拿到免费票了，得自己掏钱买，“前些年公司还会发点演出票，朋友那里还能要点票，但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得自掏腰包。不过，每次看完，我都认为这钱花得值！”

　　今年3月亮相红星剧院的话剧《恋爱的犀牛》，在市场化运作、靠自然出票的前提下，场场爆满。同样，本月28日到31日——00年代最后一个月的最后4天——杭州城里各种新年音乐会不断奏响，有实力的单位还特意请来交响团自己办。

　　“免费”与“自费”，这10年间，许多杭州人应该能感受到文化生活方面的这对反义词。

　　在陈振濂看来，这两条方向截然相反的“线”说明了如今杭州人的文化消费观念已发生质的变化。而这，为市民文化素养的整体提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文化大师的可能出现积蓄了能量，埋下了伏笔。

　　过去的10年里，那些相继亮相杭城的文化设施、乐团，各种高水平演出及频频亮相的名人们，为提高市民文化素养乃至培育未来的文化大学搭起了一个巨大的“架子”。有了这个“架子”后，“主体建筑”正在快速建设中，由对比而产生的差距感也提供了一个进一步提升的可能空间。

　　这10年间，省市两级政府在推动文化事业、产业及精英文化与市民文化的结合方面，思路开阔、懂得倾听学术界的声音。“这在国内各大城市是少见的。”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院长徐岱这样评价。

　　从1999年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文化大省的战略目标，到2000年出台《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纲要(2001—2020)》，到2005年作出《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再到2008年推出《浙江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纲要(2008—2012)》，浙江特别是杭州的文化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于是，潘公凯、徐沛东、余华、赖声川、朱德庸等文化名人纷纷入驻西溪创意产业园，开起了工作室。有人说，即使暂时产生不了大师，让一些名人来杭州成立工作室，带动这个城市的文化生态环境，这也很好。

　　这种乐观不是没有道理：10年前看话剧对杭州人来说是一种非常小众化的生活方式，而如今，这个城市对小剧场话剧的热情和理解程度可以分别用“追捧”和“深刻”来形容。

　　等待大师

　　这十年，一个又一个大师故去，只留下他们的背影。

　　泪眼中，我们追不上他们的思想。

　　唏嘘中，我们喟叹欲做“青藤门下走狗”而不得。

　　物质文明的高速前进，并没有带动精神文化的极大丰富。两者的失衡，让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渴望大师。

　　我们需要大师。

　　如果说这些年的精神文明建设在广度上普及了文化，那么，大师的意义在于深度上丰富和指引整个民族的心灵。

　　似乎只能等待。

　　等待大师的出现，等待精神文化的更自由更独立更开放。

　　未来的10年或更长的时间里，杭州、浙江乃至中国的文化生活将发生何种变化？能出现一批文化大师吗？

　　我们不知道答案。

　　或许，大师的暂时缺位，也正映照出这个时代平民文化的繁荣。有了这片肥沃的土壤，大师的孕育只是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