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心钧接受记者采访，图中照片为二哥翁心翰和大哥大嫂的合影。 沈雁冰 摄

　　1946年，翁心翰灵柩迁葬南京。 沈雁冰 翻拍　　

　　飞机像鸟群一样掠过重庆上空……

　　3架日本战斗机，紧紧咬着一架中国战机，中国战机被击中，冒起阵阵黑烟，倾斜着坠落。飞行员跳伞后，日机仍在空中扫射降落伞，中国军人掏出手枪，向日机还击，一直打到全身上下被机枪扫射得体无完肤。

　　这是1940年9月13日璧山上空的战斗场面，重庆璧山县大兴镇杨国方目睹了这一幕。

　　2010年9月13日，璧山空战70周年祭，今年94岁的杨国方让孙子打点酒，买点卤菜，一共准备10份祭品。

　　70年前的今天，是中国空军在抗战中最悲惨的日子。中国空军第3、第4大队的34架苏制驱逐机与日本海军的13架零式战机相遭遇。因日机性能远超过中国飞机，中国13架飞机被击落，11架负伤，中队长杨梦青等10名飞行员阵亡。

　　一个名叫翁心翰的空军中尉，侥幸活着走下战机。

　　4年后，这位英勇的中尉，在抗战胜利的前一年，因迷航迫降贵州三穗县，不幸殉职。

　　今年9月17日，上海市武宁路，一栋普通的民居里，翁心翰的四弟翁心钧，道出了埋藏心中几十年的记忆。

　　今年86岁的翁心钧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系，曾在滇西抗日中担任美军翻译员，解放后长期在上海工具厂工作，直到退休。

　　秘密埋葬

　　翁心翰，浙江宁波鄞县人(今鄞州区)，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翁文灏(音“号”)在抗战时期是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后任国民政府迁台前的最后一任行政院长，也是著名的地质学家。

　　“那个时候，部长的儿子都要牺牲，说明空军牺牲巨大。”重庆社科院研究员邓平说。

　　翁文灏是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中国第一张着色全国地质图的编制者、开发中国第一个油田的组织领导者。1948年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1951年从欧洲回到北京，任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71年病逝北京。

　　翁文灏有四个儿子、四个女儿，翁心翰是老二，翁心钧是老四。两人相差7岁。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第4个年头，战事吃紧，南京失守，重庆成为陪都，翁家也举家迁往重庆，住在南开中学内。

　　璧山空战后，翁心钧看到当时报纸以头版头条的大字刊登“璧山空战大捷”的消息，说击落了敌机十余架，我方仅损失了两架飞机。

　　两天后，6辆军车沿着盘山公路驶向南山空军坟，军车抵达后，几个军人跳下军车，他们从军车中抬出6具棺材，秘密下葬。

　　此前的一天，一场盛大的空军公祭大会正在重庆璧山县城举行。4具棺木摆放正中，这些棺木中装着9月13日在璧山空战牺牲的飞行员遗体。

　　为什么只有4具遗体？另外6具遗体为什么在第二天深夜秘密运输？邓平说，空军是天之骄子，打败仗怕引起民众恐慌。

　　首战零式战机

　　这天上午，重庆主城，防空汽笛突然拉响。作为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的翁文灏也跑进重庆交通银行的防空洞中躲避。

　　走出防空洞，作为政府要员，翁文灏很快得知战役惨烈。当晚，他在南开中学的家中写信给儿子：“安危如何，未知确息，为国努力，不惜性命，思之黯然。”

　　9月14日，二儿子翁心翰终于回信：“飞机损失过多，是苏制飞机性能太差所致。”

　　两三天后，二哥翁心翰回来，翁心钧很兴奋地问：“二哥有没有击落敌机？”

　　翁心翰很沮丧地告诉了他事实真相，早在空战前一个多月，日军用电台不断广播，声称研制出一种新型远程战斗机，要求与中国空军进行决战。

　　此时，中国军方潜伏在敌占区机场附近的情报人员也提供了错误的情报。情报人员也已经注意到这种新型飞机，仅凭目测认为虽然速度较快但优势并不是压倒性的。

　　在这种错误的判断下，中国空军集中了空军全部精锐9架伊-16和27架伊-15，决定一战。

　　翁心翰驾驶的是伊-16单翼战机，排在品字形编队的最右后方位置。

　　起飞半小时后，在璧山上空，前面的领队(中队长)长机突然因起火坠落，接着又有三架飞机被击落，这时连敌机的影子也没有看到。

　　翁心钧后来才知道，这种新型的日本战机就是一年以后称雄太平洋海域的零式战斗机，速度接近每小时700公里，它的活动半径惊人，携带一个副油箱，从湖北宜昌机场起飞，可以在成都上空盘旋三个多小时。

　　“翁心翰在璧山空战中遭遇的是首次投入战场的日本零式飞机。”邓平说。

　　这次战斗，几乎摧毁了当时中国空军的主力，中国军队失去了制空权，日本空军有恃无恐，此后对重庆形成连续24小时的疲劳轰炸。

　　“当时很多人躲在大隧道里，都无法出来，酿成大隧道惨案，闷死了10000多人”。翁心钧说。

　　“我随时随地准备着死”

　　璧山空战后，当时的中国空军，没剩下几架飞机，几乎陷入瘫痪状态，“日本人猖獗到甚至单机出现在重庆上空轰炸”，翁心钧回忆。

　　此后，翁心翰被调往空军第11航空大队，由作战改为训练航空士官。

　　1941年底，日本空军再次利用零式战机突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由此也加强了中美空军间的合作。

　　翁心翰被派往印度空军基地，受训美国新机型，受训完毕驾机回国参战。

　　1944年2月，重庆南开中学，翁心翰大婚，那年他27岁。妻子是同期航校同学的妹妹周劲培。

　　新婚后，空军航委会找他谈话：“翁心翰你都结婚了，去运输大队吧，那里安全些。”

　　上级的好心被翁心翰谢绝了。他在给父亲翁文灏的家书中说，“战争尚未结束，我不愿离开战斗的岗位。我从不想到将来战后怎样，在接受毕业证书的时候，我就交出了遗嘱。我随时随地准备着死。”

　　没想，一语成谶。

　　1944年9月16日午后，12架战机从湖南芷江机场起飞，执行任务。当天云层浓厚，加上山峦起伏，9架飞机相继返航。

　　翁心翰则带领荣承恩、骆承尧分别驾驶的两架飞机，飞抵目的地，在贵州全县附近对日炮兵阵地实施轰炸和扫射后，又飞往桂林上空进行侦察。

　　下午5点左右，返航时因罗盘被炮火击毁，迷失航向，机队与基地联系也中断，燃油即将用尽，翁心翰只得下令迫降。

　　据当时成功迫降的荣承恩事后撰文回忆，翁心翰是第二个迫降，为了避让骆承尧已经降落的飞机，翁心翰的座机右翼撞到山崖，飞机损毁，立时“昏迷不醒，流血不止。”

　　迫降的地方是贵州三穗县的一个偏远小镇瓦寨乡，离县城数百里，山路难行。县里卫生局局长接到求援令后，亲自前来救治，但是没有车，只能乘轿子来。

　　还没等到救援，晚8点20分，翁心翰呻吟渐渐微弱，面部表情转为平静，“右眼流下一滴眼泪，就只有一滴”，亲历者荣承恩回忆。

　　第二天，翁心翰遗体被运至三穗县城外的四川会馆，当地军政代表数千人参加追悼仪式。

　　县长致悼词：“翁心翰是翁部长的第二崽，文武双全，一代英杰……”

　　翁心翰牺牲时，新婚才7个月。后由空军司令部追授少校。

　　移葬南京

　　翁心钧手头有一份国民政府时期赴贵州人员密电原件，说明翁心翰的遗体运往重庆的过程：当时花了1万多元向村民购买了质量最佳的寿木，制成灵柩，并用上等漆料油漆，外用河沙堆围，运输部专车运回重庆。

　　此后，翁心翰的灵柩一直安放于重庆南山空军坟。

　　航委会在空军坟召开追悼会，其他烈士家属看到“翁文灏儿子作战而死”，都很感动，说部长的儿子也是这么战死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330万日军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

　　在沙坪坝的南开校园内，翁文灏提笔赋诗一首：“渝城到处是欢声，八载艰辛一日平。究赖沙场忠勇士，不辞拼命捍防城。太息翰儿立志忠，英年卫国尽强雄。何堪五次临空战，力竭疲身命亦终。秋风秋雨忆招魂，胜利反教流泪痕。南望一棺江岸畔，放牛坪上尚安存。”

　　邓平说，翁文灏应该站在重庆江北遥望江南，诗中的放牛坪就是指现在空军坟的所在地。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翁家也随迁回南京。1946年初，翁心翰棺木在重庆空军坟存放一年多后，运抵南京，移葬南京紫金山北麓的航空烈士墓。

　　散落于各地的英烈遗体也迁葬到南京，有的则建立了衣冠冢。

　　公祭十分隆重

　　抗战胜利后很长一段时间，重庆空军烈士墓，每年都会进行公祭，十分隆重。

　　一份时间在1946年3月，重庆空军发给市政府的邀请函上说，“敬启者：重庆空军烈士公墓公祭典礼定于三月二十九日在黄山烈士墓园举行。”

　　1947年3月29日，空军坟公祭。当时报纸报道说，战区司令晏玉琮亲自主持，烈士家属300人到场。“典礼开始，哀乐缓奏，参加人员中不少下泪者”。

　　献花祭酒后，主持人致辞：“入葬空军战士或作战殉职，或忠职牺牲，其将永留后世。”

　　那份神秘的“重庆区空军烈士公墓次序图”解开疑问之前，可以确定的是，除了翁心翰外，至少还有3位浙江籍飞行员葬在(或曾葬在)重庆空军坟内。

　　他们分别是：

　　金雯，浙江永嘉人，1942年1月，桂林返成都经贵州黎平因机故障撞山殉职。

　　何敏夫，浙江人，1939年12月，从成都簇桥机场起飞执行轰炸任务殉职。

　　顾梦飞，浙江杭州人，1939年10月，在四川江津坠机因公牺牲。

　　据都市快报 沈雁冰 汪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