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恩铭故居：男儿立志出乡关

　　［一个现场

　　邓恩铭故居：男儿立志出乡关

　　这是一个被苍莽大山阻隔的世界，那一栋傍着一栋、一檐挨着一檐的破旧吊脚楼，和着溪沟河畔咿咿呀呀转动不停的水车，弹奏出一曲原始淳朴的乡村牧歌，昼夜不息地传唱着水族人家风雨沧桑的历史和传奇悠远的故事。

　　这里，就是邓恩铭的出生地水浦。置身在这里，大自然的原始气息充斥你的每一根神经，没有一根大烟囱，没有轰鸣的机器，没有喧嚣的车鸣声，村民们在日出日落中收获着生活的恬淡。

　　穿过雨后有些泥泞的田埂，我们找到了邓恩铭堂侄邓久的家，一座四面透风、踩着“嘎吱”作响的吊脚楼。弓腰进屋，眼前的一切会让你发现什么叫贫困！一百来平方米的空间拥挤着邓久夫妇及其儿子、媳妇等10多口人，所谓的床是用几块木板简单拼凑而成，几个用树墩做的低矮小凳算是最像样的家具。“你们家有什么家用电器吗？”面对记者的提问，邓久的儿媳一脸茫然：“什么叫家用电器？”“就是通电才能使用的那种。”“有，就是这台碾米机。”这个回答让我们哑然得有些心痛。在这个家，总共只有3样东西是用电的，除了碾米机，还有电饭煲和几盏灯泡。此情此景，让我们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或许是因为年久失修，老宅的很多楼板出现虫蛀霉烂。行走时，我们不小心用力稍大，高跟鞋竟把楼板陷出了一个洞，颇为尴尬内疚。楼下“哞哞”的牛叫声不时穿过木板的缝隙传到楼上，房间里飘荡着浓浓的牛粪味。

　　堂屋中间设有火塘。我们到达水浦的时间是上午10点多，正赶上邓久他们吃饭，一家人热情邀请我们入席。当我们好奇于他们吃的是早餐还是中餐时，表情有些木讷的邓久缓缓地向我们诉说起水族人的习惯：一天只吃两餐，上午10点吃一餐，晚上八九点再吃一顿……小儿媳妇给大家一一盛了饭，我们四处打量，就是不见下饭的菜，只看见火塘上架着一口锅，滚烫的汤里翻飞着几片肥肉，邓久的小儿子利落地用汤勺舀起肉汤拌着辣椒粉。“你们来得正巧，今天我们赶集去了，买了半斤肉回来。这样有肉拌饭的日子不多，一个月顶多就两回。”邓久说，平时吃得最多的就是辣椒粉。这些年比过去好多了，解决温饱没问题，但要致富还有困难。“我们这里地不多，全家十来口人加起来也就3亩多地，有力气没地方使啊！出去打工吧，周边没工厂，必须走出荔波。但因为没读几年书，没有一技之长，找工作不容易，即便找到了，工资也不高。”一旁的大儿子告诉我们，他们三兄弟空闲时候都出去打工，不久前刚从广东打工回来。父母年纪大了，农活没人干，就回来下地了。同组的26户人家，有20多人在广东、江苏、浙江一带打工，寨子里凡是盖新楼房的都是出外闯荡后回来盖的，不出去没出路。

　　正像近百年前的邓恩铭渴望出去改变命运一样，如今的水浦人不断放飞着走出大山的梦想。他们希望大山外的世界能带给他们一个美好的未来。90年前，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那天起，邓恩铭等革命先辈们就把拯救劳苦大众于水深火热当做自己的崇高使命，不惜抛头颅、洒热血。90年过去了，面对依然贫困的中共“一大”代表的家乡，我们无法漠视来自灵魂深处的震撼。我们率先富起来的沿海发达地区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邓恩铭4岁便离开水浦随父母进了县城。因此，在荔波，邓恩铭故居有两处，除了水浦农村的出生地，还有一处坐落在荔波玉屏镇向阳路32号。这是一栋四排三间的普通居民瓦房，坐东朝西，当街而立。故居内对当年邓恩铭的家进行了复原陈列，邓家行医卖药时的药柜、烈士母子用过的石磨……一棵有着200多年历史的榕树，盘根错节、苍劲繁茂，静默地守护着故居，它不仅见证了荔波的发展变迁，也目睹了少年邓恩铭的成长。

　　邓恩铭侄子邓碧林：大伯不是资本是榜样

　　［一场对话

　　邓恩铭侄子邓碧林：大伯不是资本是榜样

　　邓恩铭一生未婚，有兄弟姐妹6人。在荔波期间，我们找到了邓恩铭六弟的儿子、现任荔波县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林业派出所指导员的邓碧林。16岁就离别荔波的邓恩铭对邓家有怎样的影响？大伯在他们心目中是怎样一个人？我们和邓碧林进行了深度对话。

　　记者：由于种种原因，改革开放前，很少有人知道邓恩铭出生在贵州荔波。1979年以前，很多史书上记载的邓恩铭不是安徽人就是云南人或者广东人。你是什么时候知道邓恩铭就是自己大伯的？

　　邓碧林：伯父在荔波刚出生时，取名邓恩明，而我的父亲取名邓恩光，其意为“光明”……后来伯父走上革命道路后，为了避免牵连贵州的家里人，也为了革命保密需要，对外称自己是云南人，连民族也写了“汉族”。伯父曾取了许多别名，如：恩铭、又铭、佑民、一民、丁友民、建勋、黄伯云等。一开始我们也不知道大伯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只知道他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解放后，省里来收集邓恩铭的遗物，当时的县委书记张策就知道了邓恩铭和我们家的这种关系，也知道邓恩铭是为共产党而死的，为此，张书记非常关心我们一家人。但我们也觉得这没啥好炫耀的，因此，外人知道的不多。

　　记者：那么，在大伯的身世被确认前，你和你的家人因为大伯不明真相的死经历了什么遭遇？

　　邓碧林：我父亲珍藏有大伯的一寸半身照片，“文革”的时候，有人来抄我们家，他们看到了那张照片，就问他是什么人？我母亲说是我大伯，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但是他们说他是叛徒，把照片拿走了。后来，他们把照片和我们家被抄的东西放在一起展示出来，还在照片上画了一个叉，就这么莫名其妙地说邓恩铭是叛徒。我们一家也因此受到许多牵连。我父亲成了反革命分子，两个姐姐被工厂除名，我们被学校拒之门外……一直到党的“九大”召开时，毛泽东感慨万千地说，当年参与党的“一大”的那些同志，有的脱党，有的叛党，还有的当了汉奸。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有王尽美、邓恩铭……毛主席讲话后，我父亲写信给县委，说我大伯不是叛徒是烈士，要求还我大伯清白。

　　记者：现在，你和你的家人是怀着什么心情来谈大伯的？

　　邓碧林：大伯为共产主义信念而死，牺牲时才30岁，虽没见过他的容貌，但大伯一直活在我们心里，他是我们邓家人世世代代的榜样，但我们并不把大伯作为一种资本，相反，要更严格要求自己。像我在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林业派出所工作，防火任务很重。1982年，我刚调到那里工作时，就想了很多法子。比如，下乡放电影前，我们先进行森林防火知识宣传，到哪个民族放就讲哪种话，让老百姓听得懂。由于措施得力，林区的火灾发生率大大下降，县里推荐我为国家林业部的防火先进。上报的推荐材料中，领导让我加上“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后人”等修饰语，我坚决不干。我认为，大伯是大伯，我是我，我不能用大伯的光环去争取荣誉，而要凭自己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来获得大家的认可。出席一些活动，我也最害怕听到人家介绍我时特地加上“他是中共‘一大’代表后人”的定语，我会不好意思。我觉得只要把大伯放在心里崇敬就是了，没必要挂在嘴上。

　　记者：后来，林业部先进评到了吗？

　　邓碧林：评到了，我还两次被贵州省公安厅记三等功，但这都是凭我的业绩。我哥哥邓碧飞，也在警察岗位上兢兢业业工作了20多年，几乎年年被评为先进，年近退休依然坚持值夜班，坚守在狱警岗位的第一线。

　　记者：我们到你大伯曾就读的荔泉书院，也就是如今的恩铭小学参观，发现教学楼被命名为“承志楼”，每一名孩子入学时都会宣誓：“我正式成为一名恩铭小学学生，我将以此为终身的荣耀！”你又是怎样教育自己子女的呢？

　　邓碧林：是的，这些年，荔波县对我大伯越来越重视了。出现了以大伯名字命名的广场、街道，还拍了电视剧，塑了铜像。但我们都告诉自己的子女，无论做什么，都不能给大伯脸上抹黑。做一个正直的人，就是我们一家人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