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带着孩子们四处逃难

　　我的童年记忆里，那时候兵荒马乱，母亲带着我们逃难，从镇海到武汉、到常德、到云和，又到金华。

　　朱晓枫藏着一本相册，里面满满都是母亲的照片，有朱枫少女时的照片、读书时的照片、在老家的照片，还有和孩子的合影。

　　因为反复翻看，这本相册的封面和边角留下了磨损的痕迹。朱晓枫说，相册里装着母亲的一生，翻看它已成为生活的一种寄托。

　　母亲结过两次婚。

　　1927年，22岁的她在沈阳和父亲陈绶卿结婚，生下一个女儿(抗战期间在重庆夭折)，接着母亲生了我。

　　陈绶卿老家也在镇海，当时是沈阳一个兵工厂下属炮厂的大技师，上校军衔。在母亲之前父亲还有过婚姻，留下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父亲娶母亲时，两个儿子都很大了，但女儿陈宜才10岁、陈莲芳才6岁，由母亲带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我们举家迁回镇海。第二年父亲病逝。母亲一个人带着几个小孩，日子过得很苦。这时有个叫朱晓光的叔叔常来帮忙。两人后来结合，1938年在湖南常德生下弟弟朱明。

　　1937年“七七事变”后，战火频仍。我的童年记忆里，母亲带着我们逃难，从镇海逃到武汉、到常德、到云和，又到金华。现在想起来，那样的年月，一个女人带着几个小孩该有多不容易。

　　1939年我9岁时，母亲把我送到了浙江龙岩的台湾抗日团体——台湾义勇军少年团读书。在那里，我14岁就入了党(台少团里的一个老师是共产党员)，说起来比母亲入党还早。

　　1946年2月，台少团解散。母亲和我在上海短暂团聚后，把我送上了去苏北解放区的船。分手时，她还特地给了我一块金锁片，嘱咐我需要的时候拿出来用。后来，我成了一名军医大学的学生。可以说，是母亲把我领上了革命道路。

　　1944年，遭日本宪兵严刑拷打

　　姨母穿阴丹士林旗袍，留短发，十分精干，负责给党筹集经费，还7次从大乐支款作为革命经费。

　　朱枫把朱晓枫送到台湾义勇军少年团，然后两人各自走上革命道路。两人再次见面时，朱晓枫已是16岁的大姑娘，而那时的朱枫，已成为一个老到的地下工作者了。

　　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闭口不谈政治。表面上，她仍是上海一家公司的会计，我仍是不谙世事的少女。但因为都从事革命工作，彼此心知肚明，都不点破。

　　有一次，我带一个朋友回家玩，母亲等人家走后叮嘱我：“以后不要随便带人来我们家。”我马上明白，母亲这是怕暴露了身份。

　　但母亲具体的革命经历，我也是后来了解到的：

　　朱晓光有个哥哥朱曦光，是进步人士。朱晓光和朱枫经朱曦光介绍，认识了武汉新知书店的创办人、共产党人徐雪寒。1937年两人带着孩子们从镇海到达武汉，此后，徐雪寒一直是他俩的直接领导人。

　　徐雪寒后来回忆，新知书店经费一度很紧张，母亲曾变卖家产捐助500大洋。

　　上世纪40年代初，日寇封锁加剧，纸张和印刷器材奇缺。1940年母亲去日伪统治的上海采买纸张，因经费不足，她变卖了一直寄存在上海银行里的一枚3克拉钻戒，换得3200元经费。

　　母亲有个外甥女叫顾倬云。她说，那阵子母亲曾出资给她家开了“大乐童装店”，并多次以童装店办货人的身份在武汉和上海之间行动。

　　顾倬云回忆：“姨母穿阴丹士林旗袍，留短发，十分精干，负责给党筹集经费，还7次从大乐支款作为革命经费。”

　　1944年秋，母亲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在牢房内，经受严刑拷打，后被组织营救出狱，但腿部落下了残疾，行走不大方便。

　　母亲还有个同父异母的妹妹，这个妹妹和妹夫为国民党中统工作。母亲常从那边挖掘情报，很多情报都是在麻将桌、饭局上传递的。

　　1946年，在上海的钱庄筹集革命经费

　　在上海时，每次母亲来看我们，都会带很多好吃的，还会给陈宜钱。

　　1946年4月，朱枫在上海鼎元钱庄工作，为革命筹集经费。对小儿子朱明来说，这是最美好的一段日子，因为能和母亲在上海团聚了。

　　现年73岁的朱明老人说，1939年，他10个月大时，因为要投奔皖南的新四军，朱枫先后把他交给了姑母朱英、继女陈宜代养，直到1946年他才得以和母亲经常相聚。

　　我小时候和陈宜在一起生活。陈宜是母亲第一任丈夫的女儿。

　　1946年，母亲在上海，她把自己房子让给我们，自己另找地方住。她经常来看我们。每次来都会给我们带很多好吃的，还会给陈宜钱。

　　每次母亲来，都抱着我睡觉。我还记得，那个席梦思床中间高两边低，我老是滚到床边去。

　　母亲和我父亲朱晓光感情极好，父亲曾被抓进国民党上饶集中营，母亲曾三次进集中营看他。

　　1949年10月25日，母亲被派去台湾工作前，给父亲寄了一张照片，照片背后写着：“她深深体验着‘真实的爱’与‘伟大的感情’，从此将永远快乐而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