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潜伏台湾，1950年就义
1949年9月，开国大典前夕，当时在香港工作的母亲把我送上了去青岛的船，说：“告诉爸爸，妈妈过些日子就回来了”，不想这一别成了永诀。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朱晓光被派到上海工作。上海的一家人只等朱枫团聚。
因为工作，夫妻俩分隔多年，眼看就要团聚，朱枫给朱晓光写了这样的一封信：“我常常想起霞浦路吃茹粥，五岱洋种菜挑粪，嘉陵江畔月黑风高的晚上，你从安乐旧木桥边候我，在集中营探访时的感觉和宪兵队出来后你对我的感情……是那样温情的……”朱晓光回信：“我们的后半生该有了快乐。”
但1949年10月，组织决定派朱枫潜入台湾，搜集军事情报。此后家人失去了她的消息，直到她就义。
朱明还记得和母亲见的最后一面。1949年9月，开国大典前夕，当时在香港工作的母亲把他送上了去青岛的船，说：“告诉爸爸，妈妈过些日子就回来了”，不想这一别成了永诀。
1950年夏天的一个周末，我和父亲朱晓光在上海的家里。一天下午，母亲的上级徐雪寒伯伯来了。他走后，父亲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后来告诉我，母亲牺牲了，徐伯伯送来了母亲的一些遗物。这以后，父亲和我就开始收集有关母亲的一切。母亲在台湾的事，也是我们一点点了解到的。
母亲被派到台湾，是因为继女陈莲芳的关系，陈莲芳的丈夫王昌诚在警务处做电讯管理处处长，当时已在台湾。1949年五六月间，陈莲芳给在香港的母亲写信，说她刚生了孩子，欢迎母亲去台北家里小住。这封信成为朱枫去台湾的缘由。
1949年11月27日，朱枫以探望女儿为由到了台湾。在台湾，她只与两人单独联系，一个是“老郑”蔡孝乾，一个是吴石。
吴石时任“国防部”参谋次长。他先后把《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最新绘制的舟山群岛图；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置图》；各防区的《敌我态势图》；以及国军战车团和坦克数量等绝密军事情报，交给母亲，再通过母亲传到香港，最后送进大陆。
1950年1月14日，母亲的任务已完成，她给父亲写了封短信：“凤将于月内返里”。
但1950年年初，在国民党严密的清查中，“老郑”蔡孝乾暴露被捕。他供出了朱枫、吴石等人。
危急时刻，吴石冒险为母亲签发一张《特别通行证》，让她在2月4日傍晚搭乘军用运输机飞赴舟山，在岛上躲了14天，但最终仍没逃脱保密局的搜查。
2月18日，母亲被带回台湾。
国民党保密局对母亲进行劝降，但母亲不为所动，还将身上的金项链和金镯子咬断，吞金自杀，被送到医院抢救回来。
1950年6月10日下午，母亲与吴石等四人在台北马场町刑场枪决，有报道说她身中七弹。
六十一年后，朱枫遗骸将归葬镇海
朱枫给女儿的这封信，朱晓枫一直保存着。本报记者邵巧宏摄
朱枫就义后，遗骸无人收取。
2001年，朱明的朋友在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老照片》上看到朱枫就义的照片。朱家人联系上照片发布者徐宗懋，并请他帮助寻找朱枫骨灰。
徐宗懋辗转找到了陈莲芳，但陈莲芳回答说，她不知道朱枫骨灰在哪里。此后，再无朱枫骨灰线索。直到2009年12月，一个叫潘蓁的人意外在台北第二殡仪馆的一份名单中，发现了“朱谌文”的名字。潘蓁对朱枫的情况有所了解，他认为“朱谌文”可能是“朱谌之”的误写，就联系上了朱家人，朱家人委托徐宗懋，找到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教授朱浤源帮忙。
2010年5月6日，在朱浤源的帮助下，根据“朱谌文”的登记，朱家人在台北富德公墓纳骨室找到了一个骨灰坛，上面写着“朱谌之”三个字，因‘之’字有些连笔，估计被错误登记成了“文”字。
2010年12月9日，朱枫骨灰回到了大陆，暂存在北京八宝山。
今年4月11日，朱晓枫、朱明等10人决定将朱枫遗骸归葬镇海。镇海方面拟在今年6月把朱枫安葬在烈士陵园内，把城区现西门公园改名为朱枫公园，并在公园内立朱枫塑像，以表缅怀。
红色女特工朱枫简历
朱枫(1905—1950)女，原名贻荫，小名桂凤，改名谌之，字弥明，参加革命后改名朱枫，镇海城关朱家花园人。
1937年底举家去武汉。武汉失陷前撤往湘西，后又去浙江。在金华，她捐献800大洋，筹建台湾抗日义勇队。
1939年秋，与朱晓光赴皖南新四军军部，在随军书店工作。
1944年被沪西日本宪兵队逮捕，经受严刑拷打，毫不屈服，后被组织营救出狱。
1945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到中共华中局沪贸易部门和情报部门工作，在联丰棉布号和鼎元钱庄，以公方代表身份主管财务。通过合理运营，增值牟利，提供情报，掩护同志。
1948年秋，调香港合众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任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奉命去台湾工作。
1950年，因叛徒出卖，朱枫被捕。1950年6月10日下午4点30分，45岁的朱枫身中7弹，壮烈就义。
1983年6月1日，国家民政部向朱枫家属颁发革命烈士证明书。
(此文在采写中参考了冯亦同的《镇海的女儿———朱枫传》、葛维樱《身中六枪被处死，潜伏者的60年“回家路”》，特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