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日报讯 在外资企业，中外的文化差异和政治观点不同，党建工作的开展一直是块“硬骨头”。如何让“洋老板”接受并支持党建，如何发挥外企党员先锋作用？嘉兴市探索了一条值得各地借鉴的外企党建新路子。

　　党员走出“潜伏”

　　52岁的徐威，有着日本留学经历，2004年初进入集团子公司——日本电产(浙江)有限公司。回忆党组织创建的整个过程，他连声感叹“不容易”。

　　当年，进厂不久，在制造部当科长的徐威就遇到棘手的事情。1月底的一天早晨，车间里，原本该上工的600多名工人没了踪影，大家都聚在食堂静坐，抗议厂里加班时间长而工资低。好不容易平息的“静坐事件”让日方开始重视与职工的沟通，徐威在当年被任命为专职工会主席。

　　那一年，嘉兴加大了在外资企业开展党建工作的力度，5月，平湖市委组织部领导到电产公司与日方商量建立党支部。

　　事隔多年，徐威仍然记得第一次谈判的场景：长长的会议桌前，中日双方分坐两列，“党组织是做什么的，我们已经有工会组织关心职工了。”“在中国，党组织领导工会，能更好地带领党员职工为公司作贡献。”……表面和气，但充满质疑的谈判前前后后持续了两个月。

　　“当年，日方碍于当地领导的情面，勉强答应下来。”

　　2004年7月31日，星期六的上午，公司党支部成立了，徐威任支部书记。日方“约法三章”：党建工作不占用公司任何的人员、资源、经费。

　　“因为在外企，怕公司敏感，以前，大家都不愿意公开自己的党员身份。”公司人事部的徐继梅笑称自己是“地下党”，她说：“现在可好了，成立了党支部，我们终于能亮明身份，找到组织了。”由于原先企业没有党组织，一些外企党员职工的关系放在平湖经济开发区机关党支部，没法跟同一企业的党员开展活动，甚至有一些新调进的党员职工不熟悉情况，索性将组织关系放在原单位，做起了“隐性党员”。

　　“如今，公司里的党员职工佩戴党徽上岗，每一位党员职工都为自己的身份感到自豪。”徐威告诉记者，目前递交入党申请书有20多人，公司党员已从原来的12名发展到现在的200多名。在日本电产集团，2004年旗下8家子公司成立党小组，次年，经上级党组织批准，中国共产党日本电产集团总支部委员会成立，下设8个党支部。

　　现在，嘉兴市1235家外资企业中，有391家企业已建立党组织，共有外企党员职工2.6万多名。

　　老板心悦诚服

　　每到月底发工资时，在浙江依爱夫纺织有限公司(瑞典独资)，当驾驶员的党员宋勤，口袋里就多了厚厚一叠工资卡。

　　公司管理严格，员工出入不方便，特别是月底生产线忙碌，很多职工都没时间外出取钱。“我们公司至少有百来名同事让宋大哥帮忙取过钱，有的人甚至直接把银行卡寄放在他那，需要时就让他帮忙取，我也经常这样做。”职工沈雪华说：“平时，宋大哥总是不计回报地帮忙别人，他说自己是党员，这样做是应该的，这对我们影响很大，原本大家都是各管各的，现在同事间，只要需要帮忙的，大家都会热心互助。”

　　依爱夫公司2006年建立党支部。“由于公司负责人是华裔，当时很顺利地建立了党组织，但真正让企业主对党组织认同，需要党组织实实在在发挥作用。”

　　公司党支部书记杭晓丹告诉记者，尽管公司党员职工只有8名，但每一位都是各自岗位上的能手，我们努力把外企中的业务骨干发展成党员，力争让外方和所有员工认识到，党组织是优秀人才的集聚地。

　　有责任心、有能力、有热情，是外企老板对党员职工的印象。“在外企，党员是员工中的先锋和榜样。”徐威说，正是这种工作能力和劲头，逐渐改变了外企老板对基层党组织活动的看法。“现在，在公司各部门的管理层中，党员大约占15%。”不久前，企业一位副总经理主动要求，在公司招聘中，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共产党员。

　　“因为语言和文化差异，在我们日资企业很难真正做到和员工沟通顺畅，党组织在这方面起到了很好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及时为我们排忧解难，对企业发展有很大贡献。”日本电产(浙江)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梅田一夫说。

　　在嘉善，台资企业晋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里，曾一度困惑于“台资企业设立党组织到底有啥好处”的企业董事长蔡永龙，如今坚定地说：“在公司，党员如同一颗颗闪闪发光的螺丝钉，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公司，有着25年党龄的扣件业务部副经理丁凯带领党员职工，克服困难，研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高速铁路扣件系统。晋亿从原先单一的螺丝生产商成为成套高铁扣件系统的制造商，产品附加值增加了数十倍。

　　党员亮相，支部登场，在嘉兴，外企与党组织之间的隔膜正在逐步消解，相互间的信任在慢慢建立，党组织的影响力日渐增强。

　　成长亟待扶持

　　在外企里，党组织不仅要建起来，更要持续对企业发展释放影响力和推动力，这成为外企党建的首要课题。

　　“在党组织建立中，不少外资企业都以各种理由推托，有些甚至存在戒备心理，害怕党组织的成立会影响业务发展。”平湖市组织部组织科科长高敏芬坦言，许多外企是通过组织部和当地组织委员一次次上门做思想工作，才勉强建起来的，不少外商都秉着“建归建，有什么效果以后再说”的态度对待企业里的党组织，“由于缺经费和人员上的支持，一部分企业的党支部别说发挥作用，甚至难以正常运作。”

　　在嘉兴，外企党建工作如同在夹缝中开出的花朵，尽管困难重重，但仍茁壮成长。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实践中，嘉兴外企党组织探索出不少经验：没人员和资金，就借助工会力量，实行了党员工会主席与党组织书记兼任，采取党建引领工建的“曲线”模式；如高级管理人员是党员，就以其为主在政策上取得企业支持……

　　然而，在外资企业中开展党建工作，既没有一个很好的先例，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千头万绪，一切都要靠在实践中去摸索，去理顺。

　　在采访中，不少人提出要在制度层面保障外企党建工作的持续开展。晋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凃志清认为：“要明确外企党建工作的基本职责和功能定位，用法律、政策以及相关制度加以规范和保证，使企业党组织的领导成员依法进入董事会、监事会或经理层，通过合法渠道发挥对企业的引导监督作用。”

　　平湖市委组织部负责人指出，目前还没有一套规范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的有效制度，对拒绝建党组织的外资企业，除了耐心做思想工作外，并没有切实有效的其他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