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鸬鹚乡希望小学当时立下的石碑：“希望工程，功在千秋”。
左为商莉美、中为商莉娟，右为她们曾经的班主任，后来从鸬鹚乡中心学校调到了丽水一所外国语学校。
浙江日报讯 截至2011年夏，肇始于1992年的浙江“希望工程”已有20年。20年来，浙江省有五分之一的人群为希望工程捐过款。这一美好的事业从助学延伸至助困、助医和助业，在贫瘠的土地上播下自助助人的希望种子，由此激发和带动整个社会的力量去修复创伤、滋生美好。据浙江省社科院统计，到去年底为止，希望工程已累计接受捐款5.49亿元，资助学生43.9万名。
“希望工程”的20年，岁月累积的不只是捐资、受助和扶贫，更是记录了一种全社会的成长方式。从政府到民间、从受助生到资助者、从惠赠于鱼到授之于渔，时光流转至今，乡村教育不再是贫困窘迫的代名词，国家的教育投入力度逐年加大，现在所有学生都已享受免费义务教育，还包括书杂费的全免。用景宁鸬鹚乡中心学校现任何校长的话来说：“我们只要你这个人走到学校里来就可以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年的希望工程使命已经结束。但那些受资助的孩子们现在生活得如何？这些“80后”都已为人父母，他们的孩子比父辈过得好吗？作为当年采访过希望工程的记者，时隔20年后的这次回访与回顾便更具特别的意义。
白领丽人商莉美
第一个见到的希望工程当年的受助生是原在景宁鸬鹚乡中心学校学习的商莉美。
1993年，我和别的记者一起到浙西和浙南山区采访贫困地区的“希望工程”受助学生。景宁鸬鹚乡中心学校是省里第二所“希望小学”(第一所在文成县岭后乡)。景宁是畲族自治县，又是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鸬鹚乡是穷县中的穷乡，翻开受助生的家庭经济一览表，当时的人均收入每年仅200元左右，许多学生因为交不起学费而中途辍学。商莉美正是鸬鹚乡中心学校的小学生。她母亲常年多病，仅靠父亲种田砍柴来维持一家生计。后来她父亲生病，一家子的支柱倒下了。那天班主任告诉商莉美说，你爸爸交不出学费，不让你读书了。她惊呆了，飞奔回家跟父亲说，她愿意去砍柴来交学费。父亲很难过，这孩子是没算过要砍多少柴才能凑够学费。父亲问她：“莉美啊，爸让你读到四年级够不够了呢？”看着爸爸冬天赤脚砍柴那么苦的样子，她哭着说：“我读到四年级够了。”正好那一年开始有了“希望工程”，记者去鸬鹚乡采访了商莉美，于是她作为“希望工程”的受助对象重新获得了上学的机会。当年的商莉美刚满11岁，对很多事情的记忆并不清晰。但是对于往昔的贫困，却有着清晰的记忆：一个收入微薄务农的父亲，一个为家庭操持的母亲，还有一个妹妹。家里拮据的时候，妈妈烧菜都舍不得放菜油。但是，母亲一直坚持让她读书。务农收入微薄，100斤的稻谷当年只能卖30元，而一学期的杂费却要190元。190元可能在现在来说算不上什么钱，可就在当时，这点钱却让这个家庭为之揪心。
当商莉美和妹妹商莉娟一起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已经完全认不出她们了。能干的姐妹俩已把父母都接到丽水城里居住，她们一家子现在的穿着打扮、生活方式完全是城里人的模样。商莉美一身时尚的黑色雪纺连衣裙配细带子绕着脚踝的高跟凉鞋，拿出一张名片，现在的身份是：丽水市春之谷大酒店营销经理，连名字也从“商莉美”变成了洋气的“商丽米”。
多年来，她的人生经历像是一部长篇小说，曲折动人，自强不息。
可能在很多人看来，这样的一个孩子，将来肯定是很有出息的，会读大学，出人头地。可是，商莉美也遇到过挫折，初中的时候受到一些打击，而此时父母也在外地打工，商莉美就此辍学。但是，她自己并没有放弃希望。用她自己的话说她觉得自己会有一番事业。她说：“在我的印象当中我一直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有一番自己的事业。”没有上过高中的商莉美到外地打过工，和丈夫去俄罗斯做过生意，和自己的妹妹开过小饭馆，现在的她有了一个基本稳定的生活和稳定的家。这样的人生经历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并不平淡，回忆已经走过的岁月，再来看“希望工程”，现在的商莉美，有空的时候会带着女儿去孤儿院、敬老院，让女儿懂得去帮助别人。她也会给女儿讲述当年的艰辛，让她明白现在的幸福。她希望女儿能有比自己更高的成就，就好比她的母亲对她的期望一样。“希望工程”给这个家庭所带来的是一种希望的传递。
村官刘静漪
和商莉美有着不同命运的是一个名叫刘静漪的姑娘。现在的她已经顺利地从温州大学毕业，成为了一名村官。她刚刚给温州文成团县委希望工程办公室写了一封信，希望能找到当年资助她的人。当记者问及原因的时候，她说这是她的一份心意。她坚持说：“肯定是要谢谢人家啊，那人好像是温州的什么企业的，也许那个企业现在发展得很大了也说不定。但对他说声谢谢是我的心意嘛。”
刘静漪回忆，当时家里条件比较困难，基本上是以物换物。“希望工程”的捐助款拿到手之后，给她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家里人似乎都没见过这么大张的钱。可能是100元面额的，也可能是10元的。而她儿时的记忆最深的是基本上家里都是用几分几分的钱。不管是10元的或者是100元的，对他们这个家庭来说都是张稀罕的钞票。而对她来说更多的不是物质上的资助，而是一种精神鼓舞，让她充满希望。
刘静漪说，她也知道很难找到当初没有留下任何线索的资助人。虽然现在回忆起“希望工程”她的印象已经有些模糊，虽然现在她家的条件已经今非昔比。但是她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希望工程”帮她渡过了一个很大的难关，她说：“当时印象里好像是钱倒并不多，但是给了我好像很大的希望，就在他的帮助之后，我一下自己就闯过那个难关了。现在的话我们条件都比较好了，所以说，如果有能力，我现在也会去帮助别人。我觉得如果没有‘希望工程’的话，我们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文化素质也会降低一些，文盲的人数肯定会多一些。可以说是苦中出人才吧，这种人才应该说是更努力的。”
刘静漪在讲述的过程中有一个很长的停顿，显然是在斟酌词汇。她后来发来短信说：她当时很想说“出人头地”这个词，可最终也还是没有说出来。可能她觉得自己还不够优秀，可能她觉得自己还有很多可以努力的空间。但正是这样的一种努力，让我们欣慰地看到“希望工程”所结出的一颗硕果。
团干部周智华
文成团县委副书记周智华对“希望工程”有着比别人更深刻的认知。从“希望工程”的受助生，到现在从事“希望工程”的领导工作。周智华的命运和“希望工程”紧紧地绑在了一起。
回忆当年，周智华感慨，如果不是“希望工程”，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包括人生的轨迹可能就会完全不同。
回想当年，周智华说：“还在初中的时候，当妈妈和我讲，孩子不要去读书了，家里真的是蛮困难了，真的没办法了，那时我虽说是一个小孩子，对一些很大的东西还不能理解，但是不让我去读书，这感觉就像是天塌下来了。那时候真的是哭得很伤心，非常伤心。这时老师跟我讲，你来读书，没关系，遇到困难，学校会帮你解决，我们老师也会帮你解决。那时候感觉就是，突然塌下来的天被顶住了，让老师给顶住的，后来慢慢知道，是很多的哥哥姐姐帮我们顶住的，到了现在我们知道，是‘希望工程’帮我们顶住的。如果没有他们，天真的就像是要塌下来，人生轨迹也会完全改变掉了。”
周家总共有三兄弟，大哥、二哥都是读书人，家里已经负担不起周智华读书的成本。在上初中的时候，家里曾经想过把最小的他留在家中务农。但是，这个时候老师找到了他，告诉他，有困难，老师、同学会帮助他。而这一切也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有很多的假设，也有很多的如果。如果没有“希望工程”的帮助，他现在可能正在田间挥舞着锄头，也可能已经下海经商。但是，现在的他在用他自己的方式服务于“希望工程”，回报着社会。周智华说到现在自己的工作就非常开心：“我到这个岗位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也有一些感触，就是‘希望工程’到现在许多年过去了，但是，绝大部分希望小学都还在发挥作用。”
